王津|他们在故宫修钟表(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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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求职消息”刷屏的B站弹幕

进入故宫的人也变了。“他们的诉求和我当时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想法都比较灵活，不局限于只是工作，他们都有自己的课题，往各自的研究方向再深入一些，不像我们成天低着头干活。”亓昊楠说道。

这些年轻人的加入，让古钟表修复这门手艺，迎来了新的未来。

《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王津在钟表馆向观众介绍一座展出的钟。“在它功能全恢复的情况下，它的感觉和现在不动的样子是不一样的，这些钟刚修完都是非常漂亮的。你看现在，就这么静态地摆在这儿，看着都有点心疼，费了那么大劲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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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截图

只有在为数不多的纪录片里，才能看到这些钟表动起来的样子。亓昊楠也觉得很可惜，“修好了之后动起来，就我俩能看见，别人都不知道。人家问你干什么的，我说修钟表，大家只能想到超市门口那种换块电池、换个表带的地方。”

亓昊楠的徒弟向琬正在做的课题，是钟表3D展示。在学习修复技术的基础上，她在尝试着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这些钟表“活起来”的样子。

技术的革新，也让文物越来越接近它的原貌。亓昊楠的师妹刘潇雨在做的课题与珐琅有关，包括颜料的配比、烧制的工具等等，随着课题一级一级深入，尽力还原每座钟表最初的样貌。

文物修复的工作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考虑到了未来修复技术的进步。比如，在修复时，需要保证对文物的“最少干预”和“可逆性”，当下一代、下下一代修复师有了更好的办法后，就可以根据修复记录，把之前的修复痕迹去除，再使用新的修复技术。因此，每一座钟表，都蕴含了几代人的修复成果。

如果不能保证可逆性和最少干预，即使能够恢复原貌，也不被允许修复。“很多国外的东西也是这样，展示文物目前的状态，可能是个破损的陶罐，几片残片放在那儿，日后有了更好的办法，再去修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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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馆

这也是档案的重要性。第一代和第二代修复师经手的钟表大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全靠老师傅们的记忆和口口相传，如果遇到谁都没见过的钟表，要找到曾经修复的痕迹就全凭经验了。由于无法定位，有时候不得不多走弯路。

现在，每件钟表都有单独的档案，记录它每次修复的责任人，和完整的修复方案，包括修之前是什么样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动了哪些部分，修完后是什么状态等等。每件钟表在修复前，档案的完善和影像纪录的补充都会减轻下一代修复师的负担。

科技的进步，也改变着修复师们的工作方式。在没有互联网和电子设备的时候，记忆就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每一件钟表在修复时，都要进行全方位的拆解，才能找到有问题的部分，大型钟表甚至有几千个零件。所以老师傅们除了需要练习钟表修复，还要锻炼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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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件钟表上拆下来的零件

在王津还是学徒的时候，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把拆卸下来的钟表零件分类码好后，师父就会走过来，拨乱，再让他重新分类。现在有很多设备可以用来帮助记录，修复师们不需要再进行这些枯燥而困难的训练了。

不过，技术的进步始终不能代替人工。“比如打个孔，以前的师傅会用手碾一点一点碾，现在虽然有机器，找好钻头就能进去了，但有时候还是感觉不太行，亓哥就说，你还是用手碾慢慢碾吧。”向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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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截图

或许这就是钟表组到现在还遵循“师承制”的原因：和历史打交道，和文物对话这件事，还是要靠人来完成。对于他们而言，传承是一种义务。正如王津所言：“文物不可能外传出去，这些古钟表只能靠博物馆自己来做。”

这也是古钟表修复组和各地博物院成立联合修复组的意义——通过培养各地的修复师，越来越多的古钟表，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

在这里，每一代传承人，都是在给下一代做铺垫。他们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让那些蒙尘的、残缺的古钟表，回到几百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