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所“象”——环境史视野下的大象北移( 三 ) 作者：刘东黎（中国林业出版

清晚期后，珠江流域的亚洲象趋于灭绝。
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变化也是在连续逐渐积累中生成的。到19世纪30年代，广西十万大山一带的野象灭绝。从此，野象退缩到云南的崇山峻岭中。
版纳是古代“百越”的一部分，亦谓“滇越” 。 “百越”曾有“乘象国”之称，如今又成为亚洲象最后的世界。
这样看，大象的确是一路退却的。如此庞然大物，如此强势的物种，在与人类的斗争中逐渐败退，退出了人烟稠密的人类生存区域。它们躲避弓弩，躲避兽夹，躲避锯断它们牙齿的利刃，躲避冰冷的铁笼，最后反正是见人就躲，也有少数情况之下，它们会发起凶猛的集团式的绝地反击。严酷的环境抑制了生命的繁殖力量，它们的数量一直在下降。
正如伊懋可所言，中国环境变迁不应只在自然科学因素， “大象的退却”所反映的环境变迁历史机制，其实非常复杂， “经济形态、社会构造、政治制度、文化观念、技术条件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彼此交织” ，通过不同地理条件、不同历史分期人与动物的多元互动，来观察和分析历史，能让我们在迟滞的时光之河中，看到缓慢变化的力量，一点点冲刷着古老帝国的沧桑容貌。
荒野上的环境史
有时会想，大象从雨林出发，向人烟辐辏的大城市进发，最终重返家园，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佛家公案。它们风尘仆仆的行者姿态，像极了在人类居住区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之间的苦修者与摆渡人。
“道”者，道也。在云南的深谷中，大象走过的地方都成了一片开阔地。它们在雨林中开榛辟莽，断树扯藤，闯出的通道即为“象道” 。
在保护区内，森林保护力度增大的同时，也带来了高大乔木，这从来不是大象的食物。植物发展得太好，顶冠层高大树木形成了很高的郁闭度，影响了大象赖以维生的食物。在丛林里，大象会本能地推倒几十厘米高的树木，不让这块地方成林。对它们而言，林木不能太密。太阳基本照不进去的那些地方，大象是不会去的，进去了也要开路。
在旱季时，它们一边行走，一边用脚、鼻、牙齿随处挖掘，在干旱河床上寻找湿润土壤。它们行走时形成的巨大脚印，成为其他小型动物使用的小型水源地。
它们大开大合，席地幕天，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信步由缰，走州过县如若等闲。烟波微茫，云霞明灭，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徐徐变幻。中华哲学的最高范畴——“道” ，就藏在恍惚混沌的“象”里。
环境一词典出《元史·余阙传》：“乃集有司与诸将，议屯田战守计，环境筑堡砦，选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原本的含义是“环绕居住地” 。环境史有时被称为“荒野中兴起的史学” 。如伊懋可所说， “环境史不是关于人类个人，而是关于社会和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和其他的物种，从他们与周遭世界之关系来看的生和死的故事。 ”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类，选择了不同的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避免激进的环境复古主义立场，避免令人消沉沮丧的环境原罪论，以及东方主义的偏仄视角；不必执拗地认为人类自诞生以来，或是在某种文化传统之下，只能一直对环境施加恶的影响。从现在的情况看，人类多少是怀着一点负罪的心态，已经在努力尝试修补与野象的关系，多少也突破了一些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
大象北行引发浪潮般的爱心与关怀，也让我们确信，中国环境史并不等同于“中国环境的破坏史” ，而那些关于中国农民与大象无法共处、中国人等同于“环境的破坏者”、中国文化中对环境保护的感知与实际行动会永远割裂等论断，绝不是事实。大象北移事件后，我相信，未来人们会看到一个耳目一新的中国环境史，它将是动态的、变易的，而非一成不变的。
亚洲象的命运也发生了转变。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非法猎杀、栖息地减少等原因，亚洲象的数量在过去一百年里下降了90% 。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的亚洲象数量从上世纪70年代的146头上升到如今的300多头。人们都也希望，大象从此找到了自己的家园，从此不再退却，而是能随心所往，恬然安居。
我们至今仍还没真正弄清楚从无机到有机决定人类今天的关键一环。人不可能冲破围困自己的环境樊篱以及漫长的地质时间去认识世界，从而掌握终极真理，任何人都超不出他所在的自然环境，就像他超不出自己的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