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所“象”——环境史视野下的大象北移( 二 ) 作者：刘东黎（中国林业出版

“驯化本就是一个共生的过程，是动物和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莱恩·费根：《亲密关系：动物如何塑造人类历史》）。驯化后的野象极为忠诚，它们任劳任怨，表现出非比寻常的亲人类甚至亲社会性。象足踩踏农田、象鼻汲水洒地，比之耕牛，能大大提高耕作效率。比之“老虎与人” ，人与象更能成为人类与野生动物关系的上古缩影。那时，华夏先民和亚洲象，都生活在合适的位置，并由此铺陈开有机、连续、动态发展的交往历程。
在雨林中，象群会推开高大的乔木，开辟林窗，寻找合适的食物。
大象的智商相当于6至8岁的人类孩童，它们能精准记住大面积区域内食物和水源的位置。它们有着独特的思维能力，记忆是它们的地图，经验是它们的智慧。大象在寻找水源的路上会留下粪便，荒野中迷路的人类也会受益，他们沿着粪便走，就能找到水源。
大象生性天真，极具智慧，如藏牙、役鼻、泣子、哀雌等，这些习性无不显示出很高的灵性。它们与人有交流感应，能领悟人的意图，也具有知恩图报的意识。
“有野象为猎人所射，来姑前，姑为拔箭，其后每至斋时，即衔莲藕以献姑。 ”（《抚州临川县井山华姑仙坛碑铭》）“上元中，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槎。人为出之，象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掊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 ”（《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类似这样以象牙报恩的记载有很多。象牙在历代均属珍产，与明玑、翠羽、犀角、玳瑁、异香、美木并称，很有趣的是，大象居然能认识到，象牙是人类需要和喜欢的东西。大象有将自己的蜕牙埋藏于地的习惯。将猎人引至一处，之后尽出“所藏之牙” ，这样的情节并不完全是小说家的杜撰。
古人也认为象具有仁慈宽厚、朴实稳重、忠实正直的品质。《太平广记》中记载：“安南有象，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其往来山中遇人相争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竞者。 ”这就又具有因果报应的思想了。
森林中的退隐
森林在以农业为主的生产体系中，并不被看作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更何况它还暗藏了包括大象在内的伤害人畜、破坏庄稼的野兽，所以越来越多的森林变成了耕地。先秦以降，中原地区的森林因人类活动而逐渐消逝。加之连年战乱，出现了人与象争夺生存空间的情况， “猛象出没为患”“暴稻谷及园野”“食民苗稼”“践民田”之类的记载在史料中不绝于缕，人类随之进行猎杀，冲突周而复始，亚洲象的分布区域逐渐缩小。
大象所处的是更为复杂多样的野生环境，的确更有助于揭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互动与关联。
据《吕氏春秋》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 ，这说明当时黄河流域还生活着众多大象。另外，河南省的简称“豫”字，就是一幅人牵大象的象形画。不过按伊懋可考证，在周代时，大象就已经从河南北部，退到了淮河北岸。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气候变迁的影响。在西周时期，气候还比较温暖，大象在中原地区相当活跃，然后气候逐渐趋向寒冷，直到两晋时期达到冷期的极值，然后开始回暖，到唐朝时有个小温期，在长安还可以看到橘树，之后一直趋冷，直到明朝达到了峰值。
唐代是大象从长江流域消失的一个重要时期。从唐人笔记小说中我们看到长江流域有象出没的记载，但实际上在隋唐时期，象广泛生存的地区，已经主要集中在岭南、云南和安南一带了。
“元嘉六年三月丁亥，白象见安成安复”（《宋书·符瑞志中》）；“永明十一年，白象九头见武昌”（《南齐书·祥瑞志》）， “天监六年春三月庚申，陨霜杀草。是月，有三象入建邺”（《南史·武帝纪上》）。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有大象从长江流域的黄阪县（现武汉一带）出发，经过长距离的漫游和迁移，到达了南阳盆地，其间甚至在江北的南阳县过冬。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又有大象漫游至京师开封，最终被捕获，饲养于玉津园中。以上两例均发生在宋代农业开发力度加剧的时期。当时亚洲象在长江流域已极为罕见，游走迹象也并不活跃，以至于几个特例便被写入正史。
明朝万历年间，曾经出任云南参政的福建人谢肇淛，在记录风物掌故的《五杂俎》中曾写过：“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马然，骑以出入，装载粮物，而性尤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