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迷恋国外的美食,如澳洲的大龙虾、日本的三文鱼、法国的鹅肝,其实,中国人对美食的追求,从古至今就没有改变过。从西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以来,西域各民族、国家的食物就逐渐传入中国,为了区分,往往在这些“进口”食物之前加以胡字,统称为胡食。到唐朝,胡食已经从单纯的外来食物,变成了一种时尚的风尚标,贵族把吃胡食视作时尚和身份的象征,《旧唐书》中记载到:“贵人御馔,尽供胡食”。那么,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对唐朝人民的饮食文化,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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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食唐朝天宝年间,参加科举的士子都喜欢拉帮结派,稍微寒碜点的,就经常聚集在酒楼吃一种名曰“毕罗”的食物,好事者们就把这些人称为“楼罗”,这可不是我胡说,唐朝段成式在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中,记载地明明白白:“……俗语楼罗,因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棚,各有声势,稍伧者多会于酒楼食毕罗,故有此语”。那时候的楼罗,有褒义,指干练而善于办事的人,但后来这个词逐渐演变成了“喽啰”,含义也变成了痞子、混混——谁能想到,这个带有贬义的词,竟是来自唐朝的一种食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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饆饠(毕罗)这是波斯传入中原的一种食物,最初的毕罗很纯粹,就是一种有馅儿的面制点心,要用油炸,但传到了唐朝人手里,就变得五花八门了,广州司马刘恂在《岭表录》中专门记载了一种进化版的蟹黄毕罗:“赤母蟹,壳内黄赤膏如鸡鸭子共同,肉白如豕膏,实其壳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黄毕罗,珍美可尚。”即使今天,蟹黄依然是吃货推崇的美食,可又有几个人能像唐朝人一样,把蟹黄吃出花样儿呢?还有唐文宗年间的大将韩约,此人心理素质不好,直接导致了甘露寺计划破产,但在吃这件事上,他还是很有心得的,他发明了樱桃毕罗,据说煮熟之后,能保持樱桃的颜色不变。这烹饪技巧,恐怕当今最顶级的大厨也要自愧弗如。最有趣的是,唐末书画家刘崇龟,他一向以清俭标榜自己,招待同僚都只能吃苦荬(mǎi)毕罗,苦荬是一种野菜,同僚们一看就知道他又开始矫情、标榜自己了,于是悄悄问家里奴仆:“老刘今儿吃了什么?”奴仆说吃的泼生——类似于油泼面的食物。同僚一听,好哇,你吃油泼面,却给我们吃野菜,于是就把这件事到处宣扬,一时间成为了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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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饼胡饼也是唐朝很普遍的一种食物,以白面制成,没有馅儿,上面撒芝麻,类似于今天的芝麻烧饼。大诗人白居易担任忠州刺史时,就曾模仿长安城中卖饼的店铺自制胡饼,还寄给他的好友,万州刺史杨归厚,以慰思念,并作诗一首:《寄胡饼与杨万州》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从忠州(重庆忠县)寄到万州(重庆万州区),现代交通方便,有高速公路,距离100公里,开车也就个把小时,但唐朝可不能开车,道路也没有现在这么平坦顺畅,怎么着也得走上好几天,保存食物可不容易,白居易能顺利地把胡饼寄给好友,多亏了制作胡饼要加油烘烤这一工序,让胡饼能够长时间保存。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西逃路上,也多亏了保质期长的胡饼,否则这位唐明皇恐怕要饿着肚子逃到四川了:“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资治通鉴·玄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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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饼并不是唐朝才有的,书圣王羲之当年就爱吃胡饼,郗鉴听说王家儿郎各个都是俊杰,就想着去王家找个女婿,使者去到王家一看,儿郎们各个正襟危坐,只有王羲之躺在东床上啃胡饼,后来郗鉴就钦点这个吃胡饼的王羲之为女婿了,这就是“东床快婿”这个成语的由来: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世说新语·雅量》这也不是关于胡饼最早的记载,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可以上溯到东汉末年:“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续汉书》因为皇帝爱吃胡饼,所以整个京城都爱吃胡饼了,真的是胡饼好吃吗?非也,上行下效罢了。从这个故事中也可以看出,汉灵帝时期的朝政有多么昏聩,以至于到桓灵二帝,汉朝400年江山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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