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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斯是秦代兴亡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对秦代统一全国有重要贡献，对专制集权国家的建设出力甚巨，对秦代的速亡也负有一定责任。李贽《史纲评要》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1]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两千余年来各种评论的声音其实从未停止。李斯的事迹主要记载于《史记·李斯列传》中。历代对李斯的认识和评价，无论如何笔削褒贬，也皆以此为本。
茅坤《史记钞》说《李斯列传》“是太史公极用意文，极得大体处。”[2]徐枋《书李斯传后》一文亦以为“太史公作此而所以垂戒于万世者，深切著明矣。”[3]牛运震以为“《李斯传》载斯佐始皇，并兼吞灭之谋，及其销锋焚书之计，及与赵高废適立庶相二世，阿顺苟合，诸事迹条悉详明，洋洋数千百言。凡秦兴亡并赵高始末具在，似为秦外纪而并为赵高立传者。然首尾关目，仍以李斯为主，无划剔之迹，而宾主厘然，此所以为大手笔也。”[4]可见，司马迁对《李斯列传》的内容选取、行文结构，都有精心的安排。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以李斯的五叹六说为线索，记述了李斯一生际遇。李景星《史记评议》：
行文以五叹为筋节，以六说当实叙。“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云云，是其未遇时而叹，不得富贵也。“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云云”，是其志满时而叹，物极将衰也。“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云云，是已坠赵高计中，不能自主而叹也。“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云云，是已居囹圄之中，不胜怨悔而叹也。“顾谓其中子曰”云云，是临死时无可奈何，以不叹为叹也。以上所谓“五叹”也。
记说秦王，著李斯入秦之始也；记谏逐客，著斯留秦之故也；记议焚书，著斯佐始皇行恶也；记劝督责，著斯导二世行恶也；记短赵高语，著斯之所以受病，藉其自相攻击，以示痛快人意也；记狱中上书，著斯之所以结局，令其自定功罪，以作通篇收拾也。以上所谓六说也。
几及万言，似秦外纪，又似斯、高合传，而其实全为传李斯作用。文至此酣畅之至，亦刻毒之至，则谓太史公为古今文人中第一辣手可也。[5]
学者对司马迁的这一安排评论甚高。吴见思《史记论文》：“李斯凡五叹，而盛衰贵贱，俱于叹中关合照应，以为文情，令人为之低回。”[6]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六篇之文，凡李斯功罪起废，本末具在，此亦一篇之层次节奏也。而文字古奥峭坚，奇肆酣畅，先秦绝工之文，遂为本传生色。”[7]
《太史公自序》和《李斯列传》文末的“太史公曰”，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李斯其人的评价，也可以明白司马迁如此安排的用意。《太史公自序》：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8]
《李斯列传》：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9]
司马迁认为李斯是辅佐秦始皇成就帝业的“谋首”，自己亦得以位极人臣。但司马迁也对李斯提出了严苛的批评，说他虽然“知六艺之归”，却“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否定了李斯忠臣形象。
在司马迁的笔下，李斯有两件事最不忠于其君，一是沙丘之谋，诈立胡亥，在帝国继承人问题上不忠于秦始皇。二是上督责之书，阿谀秦二世，为保住自己的爵禄没有尽到忠臣的责任。
王子今曾专门讨论《荀子》《韩非子》中“忠”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他认为，在《荀子》和《韩非子》中，“忠”的理论得以总结和完善，而《商君书》和《吕氏春秋》等著作也无不强调臣子要对君主尽忠。此外，秦代专制政体的形成，也导致了“忠”的政治规范的定型。[10]李斯是荀子之徒，韩非同学，吕不韦舍人，他的思想当深受三者影响，可司马迁的笔下的李斯陷害同门、背叛先主，所作所为可谓不忠不义。《荀子·臣道》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