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惠男评《最后的皇族》︱在“新清史”之内或之外( 三 ) 清史|之内|之外|宫廷|宗室|老年|中年

在本书的第八章，作者转而关注与国家祭祀、宗教保护无关的私人礼仪活动，即作为家庭的宫廷的礼仪，这也是宫廷生活所不为人知的一个侧面。这些私人礼仪包括不限于：皇帝在养心殿的祭祀、在宫中各处佛堂的拈香、在坤宁宫的萨满祭坛和灶神牌位前致祭；正月初一日，要前往乾清宫东侧的孔子像前叩头、在御药房的药神前叩头等等。如果将宫廷档案与《大清实录》的记载相比较，会发现这些私人礼仪是与公开礼仪在同天内交替举行的。此外，作者还通过档案总结了皇室女性参与的更具家庭祭拜特色的礼仪内容。最后，作者讨论了宫廷成员的生日、婚姻、开府、疾病、葬礼、家祭、陵制等生活周期的私人仪式。倘若以整体视角概括所有私人礼仪的特征，清朝的宫廷显然已经成为了一个集结萨满教、道教、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各种民间宗教的混合体，各式各样的文化传统的折中与综合已经在宫廷内部渐渐成为现实。
罗友枝究竟想在《最后的皇族》中讨论什么样的问题？纵观以上各章的内容，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罗友枝通过“清代宫廷物质文化”“清代宫廷社会结构”和“清代宫廷礼仪”三个方面，依次展现了清朝的统治阶层不只在吸纳汉人的制度与文化，其宫廷内部也存在大量非汉元素的事实，以此重申对历史学家何炳棣教授于1967年的美国亚洲协会年会上发表的《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一文的挑战——何炳棣认为，“清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征服王朝，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早期的满洲统治者采取了系统性的汉化政策”（the Ch’ing is without doubt the most successful dynasty of conquest i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key to its success was the adoption by early Manchu rulers of a policy of systematic sinicization）——亦如她之前在《再观清朝》中所做的那样。
问题的核心其实仍然在于汉化，或者说“汉化是否是清朝成功统治的关键因素”的旧问题。在罗友枝看来，汉化史观（特别是在美国）所主导的传统研究更多关注了清朝的内地组成部分，但清朝的版图并不只是对明朝的简单继承，而清朝皇帝治下的臣民也绝非只有汉人，所以清朝不可能只凭借单一的汉文化策略来统辖这个体量庞大、内涵丰富的国家。罗友枝认为，清朝皇帝所面临的难题始终是如何统治多民族国家的问题，而《最后的皇族》对此给出的答案是（以下内容全部摘录自绪论和结语）：
清朝之所以成功，原因正在于它不是汉族王朝。清朝的政策在许多方面恰恰与汉族统治王朝的政策相反。清朝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在观念上淡化自己与明朝遗民的区别，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满洲认同。当政治上有利可图时，他们就采用汉人的习俗；当无助于他们实现政治目标时，他们就拒绝这些习俗。清朝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它有能力针对帝国之内亚边疆地区的主要非汉族群体采取富有弹性的特殊文化政策。
除此以外，自《再观清代》的发表以来，所有的学术史梳理都将这篇演讲视作北美“新清史”的发端。那么，到底是什么才是“新清史”？至少在学界大众的眼中，“新清史”的一大特色似乎是走到了作为汉化史观背面的“满洲中心观”，这也是罗友枝在《再观清代》中所呼吁的：“满洲中心观对于重新评估清帝国而言极为重要（A Manchu-centered perspectiv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reassessing the Qing empire）。”
然而，如果我们将《最后的皇族》与同为主张“满洲中心观”的欧立德《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进行对比，会发现两位学者的研究取向有一些不宜被忽略的微妙差异性。欧立德的专著几乎完全倒向了满、汉二元论的思维，主张清朝长久统治的秘诀除了坚持儒家道统以外，更重要的举措是维持了满人的“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而《最后的皇族》中每个部分都在事无巨细地分别介绍清朝宫廷的多元文化体系。罗友枝虽然反对汉化论的基调，主张满人并未同化于汉人的观点，但却始终强调清朝宫廷内部绝非只有单一的满或汉的文化元素，亦如《再观清代》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