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惠男评《最后的皇族》︱在“新清史”之内或之外( 二 ) 清史|之内|之外|宫廷|宗室|老年|中年

第三、四和五章的研究对象虽然各有不同，却都存在一个共通的核心问题——如何消除宗室、外戚、宦官专权等威胁皇权的政治不稳定因素？面对这些不同难题，清朝摸索出了多套富有针对性的策略。例如，在处理宗室问题时，清朝成功地将“汉族的官僚政治技巧（bureaucratic techniques）与非汉族的兄弟同盟（fraternal alliances）”结合在一起，既允许宗室王公参与政治，又限制他们的自主权，使其成为皇权的支柱而非竞争者。此外，清朝虽然先后涌现出孝庄、慈禧这样能够左右朝局乃至垂帘听政的皇室女性，但她们的政治影响力却是通过与清朝的宗室王公和大臣合作的形式实现的，这与汉朝太后倚靠外戚的专权形成鲜明对比。作者通过对清宫档案的发掘，认为这是由于清朝宫廷隔绝了后妃与娘家的社会关系所致，她们的衣食住行完全受到皇权的控制，成为了皇室不可分割的财产，再加上皇帝对公主婚姻的操控更将皇室与征服精英贵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扩大了皇族的基础，最终得以消弭外戚的威胁。最后，面对来自宦官等奴仆阶层的挑战，清朝则独创了内务府制度以管理宫廷的各项事务并约束奴仆阶层的日常行为。
当然，第二部分不只有以上这点内容。例如，第二、三章还涉及到清朝雍正时期的八旗制度改革、秘密建储、宗室爵位的分封、皇子教育等方面，第四章还提到公主的爵位、妆奁、婚姻礼仪等问题，而第五章还展现了包衣、奶妈、妈妈里（mamari）、哈哈珠子、工匠、艺术家等为宫廷成员提供服务群体的生活境遇。但囿于书评篇幅的限制，本文无法逐一点评到位。总的来说，本书的第二部分向读者全景展示了清朝宫廷内外的人物群像，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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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礼仪是能够使政治制度合法化的重要手段。皇帝的统治不只依靠强权，还需要通过对特定仪式的实践来获得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支持。1644年后，清朝的统治者把宗教因素融合进了不同的统治权形象中，包括要求满人保持萨满教的传统，在汉人面前打扮成信奉儒家的君主，同时又利用藏传佛教获得了通知蒙古人和藏族人的合法性；即便面对唯一可能不受这种策略影响的穆斯林（异教徒无法充当宗教的保护者），皇帝也通过包容的宗教态度以及官方对清真寺修建的资金投入来取得回疆精英的支持。
在第六章中，作者主要讨论了清朝的儒家国家礼仪。其中，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礼仪中，始终存在着关于权力合法性来源的两种对立观点——“德性之治”（rule by virtue），与理所当然的父死子继式的“世袭统治”（rule by heredity）；前者注重君王所拥有的品德，后者无疑更强调天命所归——清朝入主中原后，虽然同样承认“天”的作用，却开始将“德性之治”的地位提升到新的高度，并为此赋予“德”以新的意义，即孝道（filial piety）。清朝皇帝通过对祖宗的“孝”来确定自身的“德”，也就意味着将“德性之治”与“世袭统治”结合在了一起，这种思想体现在清朝皇帝对于祭祀祖先帝后的热情，以及在祭祀天地等国祭场合中增加清太祖努尔哈赤以降的祖先作为陪祭对象的开创性举措之上。而考虑到降雨或干旱被古人认为是上天对君王道德的回应，作者还借国家的祈雨仪式说明一味地遵奉“德性之治”则可能会给统治者造成的尴尬，这也使得清朝皇帝不会单纯依靠儒家的仪式，他们还会祭拜民间信仰中的龙神，并号召和尚、道士来祈雨。各类地方神祇由此被纳入国家的祭祀体系之中，朝廷在有意图地促使这些神祇的“灵”为己所用。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选择将儒家礼仪局限于明朝统治者经常祭拜的庙宇之内，虽然一些庙宇后来也在边疆地区设立，但皇帝通常也允许反向操作：藏传佛教和萨满教的庙宇也在北京和各地修建了起来，这意味着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能够超越儒家礼仪的束缚，将帝国的礼治延伸到东北和内亚地区。早自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起，清朝就确立了萨满教的国家级仪式；入关以后，清朝持续在堂子以及坤宁宫举行萨满祭礼，乾隆皇帝甚至还亲自颁布了《钦定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来规范、指导旗人的礼仪实践。关于萨满教对国家构建的意义，作者通过一些民间流传的故事文本的解读，指出萨满教的实践有助于巩固清朝对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和其他共同作为“新满洲”（ice manju）部族的统治合法性。除此以外，作者还认为藏传佛教也帮助清朝皇帝赢得了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的统治合法性，这些宗教行为包括皇太极在盛京建立供奉玛哈嘎拉（Mahākāla）的实胜寺，以及入关后康雍乾三帝在北京、承德和五台山的大规模修建藏传佛教寺庙的活动，并主持有关《甘珠尔经》等大量佛教经典文献的编纂和翻译工程。清朝在扶植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对藏传佛教采取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包括用金瓶掣签制度来支配对蒙藏转世活佛的承认权。而谈及清帝本人对藏传佛教礼仪的践行，恐怕无人能与乾隆皇帝相提并论：他不仅向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学习佛教和藏语知识，还接受了后者施予的灌顶；紫禁城的雨花阁，被乾隆营造为私人佛堂；在乾隆的陵寝墙壁上，更是绘满了佛像和梵文佛经。在第七章的最后，作者还注意到乾隆时期绘制的宫廷唐卡御容画像，乾隆将自己打扮成文殊菩萨的形象以面对藏传佛教世界的僧侣，进而赢得对彼此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