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始见于|荆轲刺秦故事最早见于何书( 二 ) 司马迁|《史记》|何书|刘向|见于|故事

第二种看法最大的不足，在于无法确证何人、何时以及为何将司马迁所写《荆轲传》剪裁后补入《战国策》。清人方苞等认为是刘向所为，但从刘向编纂《战国策》所据材料(“中书”)及其对《战国策》一书内容特点的概括(“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来看，他实在没有将《史记》之文并入《战国策》的理由。今人顾颉刚则相信是宋人曾巩重校《战国策》时补入，然而一个长期被人忽略的事实是，早在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他所看到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文字几乎全同于《史记·荆轲传》。司马贞于《刺客列传》篇共引《战国策》十一条，其中《豫让传》三条，《聂政传》七条，《荆轲传》仅一条，即“北购于单于”句后注：“《战国策》‘购’作‘讲’。讲，和也。”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司马贞看到的《战国策》，特别是其中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与今本基本相同，甚至较今本更少与《史记》的差异。正因为两者几无差异，所以无须引《战国策》出注。另外，无论是李善《文选》注还是司马贞《索隐》，包括张守节《正义》，在涉及荆轲刺秦事时都缺失了高诱的《战国策注》，这实际上意味着《隋志》著录之高诱本《战国策》与刘向三十二卷本存在较大的差异，包括缺少“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也就是说，唐人所见之三十二卷本《战国策》已载有几乎全同《史记》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但此部分文字却不见于高诱注本。
所以，如果《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确实是从《史记·刺客列传》补入的话，那么其时间必定在汉以后，唐以前，亦即魏晋南北朝时期。据刘知几《史通·六家》，晋人乐资、孔衍分别撰有《春秋后传》、《春秋后语》两部战国史，两书基本上都是以《战国策》、《史记》所记战国史事为依据加以剪裁编排，而《春秋后语》似乎更为流行。乐资的《春秋后传》宋以后已不存，孔衍的《春秋后语》亦亡于元、明之际，后人虽有辑本，然篇幅短小，难窥全貌。所幸敦煌藏经洞文书中存有《春秋后语》的若干残卷，经今人康世昌等整理辑校后得以恢复其大概。通过将《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与残存《春秋后语》相关部分作文字比对，并结合《春秋后语》编撰体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即两个文本的行文风格非常类似;更重要的是，《燕太子丹质于秦章》开头一段文字(“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恐其祸至”)乃孔衍据《史记·燕世家》中“二十三年，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燕。……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易水，祸且至燕”数句稍加变动而成。这表明今本《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极有可能是后人据《春秋后语》补入。再从《燕太子丹质于秦章》的结尾补叙高渐离以筑击秦皇帝事来看，也与残存之《春秋后语》相符。故所谓《燕太子丹质于秦》章实出自孔衍《春秋后语》，其事已无可疑，至于补入之时间，最有可能的是隋至唐初两次由朝廷出面的大规模有偿征集遗书活动期间。
既然今本《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后人据《春秋后语》补入，则就《史记》、《战国策》二书而言，司马迁之作无疑是原创;那么，是否还有可能如孙星衍所言，《燕丹子》出自先秦，而“《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呢?
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存在。事实上，《燕丹子》并非出自汉人之手，更非先秦古书，而是南朝江淹的拟作。比较《燕丹子》与江淹经历及其创作，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某些颇为特殊的关联，如《燕丹子》所写太子丹与建平王刘景素颇多相似，而荆轲身上依稀能看到江淹的影子;此外，《燕丹子》文风与江淹散体之作不乏一致，且江淹本以擅长模拟著称。简言之，江淹可以说既有撰写《燕丹子》的动机，同时也具备写作所需之条件，《燕丹子》出自江淹之手，可能性极大。另一方面，若将《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对读，则不难发现二者多有差异，比如说太子丹与鞠武的对话，某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某些人物细节描写等，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尤其是人物关系的变化(如太子丹取代荆轲成为故事的主角)，叙事重心的调整(《燕丹子》增加了田光评点太子丹门客、荆轲与夏扶舌战等场面，以及太子丹厚待荆轲三事)，故事结局的改变等，更是呈现出《燕丹子》独有的创作特色。所有这些变化的发生，如果只是归因于对先前民间传说的吸纳，或后代文人的润饰，实在过于勉强;而如果联系建平王其时所面临的情势及江淹处境，便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罗根泽曾撰文指出，《燕丹子》成书时代“上不过宋，下不过梁，盖在萧齐之世”，这个判断大体不错，但如果说得更具体些，《燕丹子》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江淹被黜吴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