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作为家中唯一的少爷,张子静却没能享受到时下重男轻女的红利。当张爱玲进入新式学校系统地接受教育时,张子静仍在家里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一些早已过时,再无用处的前清古文。
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中曾数落过弟弟的斑斑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从张子静的口述中得知,情况是属实的——“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一九三四年,张爱玲已经是圣玛利亚女中高一的学生,这时张廷重才答应让张子静到学校去上学。那年张爱玲十四岁,张子静十三岁。
“她受教育的过程比我顺利:一步一阶走上去,从来没有延误。我们相差一岁,但我好不容易就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已经是高一的学生了。”
一九三六年,张子静小学毕业,本来要按部就班升初中,但张廷重却无故让张子静在家停学一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多学校都停课,张子静又被迫在家荒废一年。直至一九三八年,大部分学校陆续复学,张廷重才将张子静送进收费较为便宜的正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
一波三折至此,张子静接下来的学业生涯仍未见平顺。读完初一后,由于学校更名易地转入汪伪一方阵营,张廷重立马让张子静辍学。居家停学一年后,才又将他送入圣约翰高中。
如此一来,张子静中间有些年级就没读,而且是以最差的成绩跳级,导致英文成绩跟不上,于是又颇费周章转入另一家高中就读。待他升至高二时,因为身体虚弱,常常请病假,高中也没能毕业。
一九四一年夏天,张子静由家族人脉协助,直接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开学两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复旦大学停课内迁。张子静需跟随学校安排前往内地读书,却遭到了张廷重反对。
次年,一九四二年秋天,张子静与姐姐张爱玲分别由复旦、港大一同转学进入中国顶级学府圣约翰大学就读。彼时张爱玲已大四,张子静才大一。但不到一年,姐弟二人先后辍学,均未毕业。张子静出于身体原因,张爱玲则属自主退学。
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在转入圣约翰大学时有一个细节:母亲黄逸梵已不再负担她的学费,她一度陷入停摆。最后还是由张子静出头向父亲张廷重提及。而张廷重在与女儿四年未见,且针锋相对的气头上,竟负责了张爱玲的续学学费。
文章插图
图 | 张爱玲(中)
我曾努力回想,我是什么时候发觉姐姐“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是我气馁地发现她聪明伶俐,更讨人喜欢的时候吗?是我自卑地说出“她是一个天才,我则只是一个庸才!”的时候吗?都不是。而是当我看见她被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拽去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一定会胜过我。
姐姐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我搭的桥。她要拿学费,但又下不了口,我只好尽点绵薄之力。反复传达父亲的话是“你叫她来吧!”之后,姐姐才忍着无法释怀的怨气踏进了家门。
父亲对姐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没想到最后我还当了一回卑微的小跑腿,揣着姐姐的学费奔向姐姐的那一阵风使我梦回少年,恍惚地以为自己正揣着学费奔跑在与姐姐同一所小学的路上。
因为在教育上被忽视这件事,有人质疑我与姐姐是否一母同胞的血缘关系,甚至推测我是不是充话费附送的。需要正视一下,那个年代还没有智能手机,即使是附送,那也只能是买葱送的。
这个玩笑开的很有杀伤力,好在我本人豁达不小气。但说实在,这件事从小看是一碗水难端平,从大看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公平,出生在名门的我已经是捡了天大便宜。我只怪自己身体不争气,耽误了学业,更恨日本人。豺狼行径的暴虐下,中国已然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那个国破家亡的岁月,日本人的飞机就在天上追着逃难的学生炸,多少莘莘学子殉难在了读书的路上,而我仅仅只是匍匐在读书的路上,怎敢啧有烦言?所以我也不嫉妒姐姐,我只嫉妒我曾经的一个同学,他从粪臭的猪圈来到了充满书香的地方。他说他家很穷,但他父母坚持让他上学。而我的父亲千有万有,却还斤斤计较于学校的苛捐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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