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释梦正是这样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联想法为揭示一切中间物(病牙及拔牙的必要性)提供了可能。这些中间物把显梦(父亲被从坟里掘出)和被压抑的无意识本能(杀死父亲的幼稚型欲望)联结起来。此类的隐意是仇视父亲并希望他死,只是在显梦里加以了伪装,以至于这一显梦完全满足了意识的最严格的道德规范。大概,弗洛伊德的病人难以同意这种对他的梦的解析。
这一梦之所以有趣,在于其隐意(即暗藏的欲望)为患者一生蕴藏在无意识之中对父亲的敌视情绪提供了出口。梦浓缩了他一生三个时期的无意识的敌视本能:俄狄浦斯情结时期的,性成熟时期的(手淫情结的),以及最后,父亲生病和死亡时期的。无论如何,在这一梦方面,分析的探针深透到了最底层,即俄狄浦斯情结的幼稚型本能。
在分析妥协的结构的其他形式时,弗洛伊德仍然运用这些方法,首先把它运用于研究各种神经病的病态症状。
要知道,弗洛伊德是出于病理学的需要才去释梦的,他试图把梦当作病症。如果分析梦的方法被研究出来,得到完善和琢磨,那么当然,神经病症便成了无意识及其内容的结论的主要材料。
显然,哪怕是稍微深入一点这一有趣而专门的方面,我们都不能做到。所以我们只能有限地说一些弗洛伊德方法在精神病学方面的运用。
在每次精神分析时,患者应该向医生公开由于其病情症状而进入头脑中的一切。这时,就如同释梦一样,主要的任务是克服患者的意识表现出的阻抗。然而,这一阻抗同时为医生作出一个重要的提示:凡是在患者心中意识阻抗特别激烈的地方,恰恰正是“病原”所在。这一“病原”应该成为医生工作的主要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哪里有阻抗,哪里就有压抑。医生的任务是挖掘到患者心中被压抑情结,因为一切精神病的根源在于没有成功地压抑住患者的某种特别有力的幼稚型情结(最多的是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说,在揭示出情结之后,需要让它消逝在患者的意识之中。要做到这一点,患者首先应该接受(承认)情结,然后,依凭医生的帮助,全面地根除它,也就是说,把对这一情结的不成功的本能的压抑(Verdrangung)变为有意识的理智的斥责。这样,治疗就完成了。
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一系列非常广泛的日常生活现象,如失言、笔误、遗忘词和名等等。
在分析时,它们都是与梦境和病态属于同一类型的妥协的结构。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学”正是致力于这些现象的研究。我们从这方面举几个例子。
某个奥地利法院的院长在一次开庭时说:“先生们,我承认合法的出庭人数,所以我宣布闭庭。”
当然,他本应说“开庭”。如何解释这种失言呢?这次开庭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他在心灵深处希望看到闭庭。显然,这种希望,他无论怎样都不会承认。然而正是它不顾意志和意识,打断了他的语流并且歪曲了它。
另举一例:
一位教授在发言中打算说:“我没有能力(Ich bin nicht geeignet)来充分评价尊敬的前辈所做出的一切成为。”但他没说这句话,却说了:“我不想(Ich bin nicht geneigt)评价一切成就”,等等。这样,在应该说“geeignet”(没能力)的地方,他误用了一个音很相似的词“geneigt”(不想)。这就完全得出了另一个意思。然而,这正好表明了教授在专业方面对前辈的一种无意识的不友好态度。
这种类似的过程也表现在忘记某个词或者名字本身的现象之中。当我们试图回想起任何被遗忘的名字时,我们的意识中总是会浮现出和被遗忘名字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某些其他的名字和思想。这些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的名字和思想类似于梦的替换形象。借助于它们,我们就可以找到被遗忘的。这种情况总是在于,遗忘的原因是联系着被忘却名字的,某些使我们不愉快的回忆。正是它把这个毫无过错的名字引向了“遗忘的深渊”。
弗洛伊德就曾举过一个这类的例子。他说,“一次,某个陌生人请我到饭店里和他同饮一杯意大利酒。但是,他却忘记了想要喝的酒的名字。他之所以遗忘,只是由于他对这种酒有某种特别愉快的回忆。有许多不同的代名相继引起,我从而推知他因一个名叫赫德维的女人,而遗忘了这种酒名。他不仅承认自己曾经在初尝此酒时遇见一位名叫赫德维的女人,而且由于我这个推测,而立即记起了酒名。那时,他已幸福地结婚了,这个赫德维则属于不愿回首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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