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学研究|一门学科，两个时代：社会学今天终于火了吗？( 二 ) 陆远|火了|李景汉|时代|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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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陆远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
陆远在书中展示的几份大学的课表，正是这种学科与时代之间复杂互动的缩影。从1930年代的私立燕京大学社会学课程安排，到1957年社会学家们为恢复社会学合法性、努力适应当时的主流话语而拟定的《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自然科学课程的比例不断减少，强调实用性的课程比例不断上升，压缩着史论课程的比重。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开始统一设置高等教育课程标准、将高等教育纳入民族国家建设的议程中后，对社会学服务国家的实用性的强调，就开始彻底压倒将其作为认识和批判社会的专业知识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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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学研究|一门学科，两个时代：社会学今天终于火了吗？】图源：陆远，《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变迁：基于六份历史文献的分析》，《中国研究》，2012年春季卷。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学被取消。彼时中国在高等教育模式上全盘学习苏联，强调培养“专才”的实用型教育。涉猎面广博又并不实用的社会学，也因此在中国和苏联都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而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之间暧昧的关系，也使得其在50年代处境尴尬。
不过，陆远也认为，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推崇，只是中国社会学的传承遭遇困境的一个“外因”。除此之外，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内部的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经常存在着种种尖锐的对立。而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社会学家的内部从心态到现实处境，也都出现了复杂的分裂。这些都对之后中国社会学的命运产生了影响。
此外，如果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上看，社会学的困境或许也与其自身的学科气质相关。正如周晓虹在本书序言中所写，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先天地带有两块印记：“秩序”和“进步”。“事实上，正是由这一矛盾性格诞生出了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实用性：基于前者它具有先知的功能，对社会保有一定程度的批判锋芒；而基于后者它又具有牧师的功能，希望能够对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们同情代表着进步力量的共产党，在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眼中，社会学家成了“左派”，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渐进式改革的青睐与对激烈革命的敬而远之，又让他们在建国后很容易地被打上了右派的标签。这种“左右”之间的两难，奠定了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曲折的基调。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陆远也提及，早期中国社会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其思想洞见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早期历程，也出现一些学科发展的内在悖论。例如，学科专业化与边缘化之间的悖论。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成熟首先需要从其他的学科中分离出来，此后需要确立自身的学科边界，提高专业化程度，并逐步建制化，而这个过程往往又会将一些重要的研究内容分化出去，使得原本整体的研究视野遭遇肢解，从而削弱了研究的解释力，让社会学反而边缘化。
这一问题，费孝通在1948年就于《乡土中国》的后记中指出，可以说到了今天，这依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面临的一大困局。反思“断裂”，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也是在今天，重访这段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意义。
—·—对话《传承与断裂》作者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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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江苏苏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
01三代社会学家的局限和贡献新京报：你在书中大体上将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第二代比如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等，第三代则以袁方、田汝康等为代表，如果某一代社会学家大体上拥有一定的共性的话，你觉得这三代人分别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分别做出了怎样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