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诸子学研究的义理转向东坡|黄州|苏轼|欧阳修|苏东坡

作者：黄燕强（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乾嘉是经典考据学盛行的时代，学者因探究儒经义理而兼及诸子典籍，其意本在以子证经、释经，其结果是先秦子书因朴学的兴起而复活。朴学方法论的经典表述是戴震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即由考文、知音而后通达于道体。诸子学研究也是如此，乾嘉学者在援引诸子以证经、释经时，他们关注的是诸子书的材料性价值，而非诸子学所蕴含的形上道体。到了晚清，俞樾、孙诒让等用全副精力来研治诸子学，但他们还是“以经学家实事求是之法读子”（张之洞语），而遗落了文字之中的义理。故刘师培指出：“近代巨儒稍稍治诸子书，大抵甄明诂故，掇拾丛残，乃诸子之考证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也。”（《周末学术史序》）那么，近代诸子之考证学是如何转向义理学的？这一转向发生在何时，又有哪些学者提出何种理念或命题，从而促成了这一转向？现撮要而论述如下。
【近代诸子学研究的义理转向】首先，诸子学为形而上之道。在尊经时代，经学家宣称“经为常道”，经学是诠释道体而唯一合法、合理的知识，背离经书的是异端之道，诸子学即为异端之学。然在乾嘉时期，一是汉学与宋学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道统论与儒经信仰，二是实事求是的考据学传统之回归让学者注意到子书的材料性价值，三是文字、音韵的考据之学表现出与社会政治相疏离的倾向，这促使学者重新思考经学的实用性，进而提倡诸子学以经世致用。由此，乾嘉学者在以子证经、释经中，肯定诸子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为诸子正名的同时，也将形上道体开放至诸子学，承认诸子之道乃是有得于六经道体之一端，并非异端邪说而已。章学诚的《原道》、焦循的《攻乎异端解》及乾嘉学者的解老注庄释墨等著作，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尽管他们对诸子之道的肯定，是建立在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观念的基础上，把经与子界定为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而以是否契合常道之经为认同的判断标准，但这毕竟突破了离经书则无所谓道及诸子为异端邪说的独断之见。
咸同以降，东西方的相遇将中国带入了世界的历史，并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尽管强弱的对比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士人的儒经信仰，然保教强国的愿望促使国人向西方寻求救亡之道，而开始接纳西方的器技之学。为了与西学相格义，人们提出“西学中源”的说法，“源”主要是指“博明万事”的诸子学，似乎现代的声光化电等原理，皆可从诸子典籍中找到相关的资源，诸子学因而成了经世致用的器技之学。《易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儒家的正统观念中，道具有优先性，道决定器。然而，清初的王夫之已说“无其器则无其道”，乾嘉的章学诚强调“道在器中”“即器明道”，清末的谭嗣同指出：“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报贝元征》）变“道”之“器”具有第一性，属于本体，道在器之中，道随器而变化。如果按照“中体西用”论的模式，儒经及其经学是道体，那么，与西学相通的诸子学就是器技，由谭嗣同的话来定义经子关系，经与子不再是源流、本末的关系，而且代表“器”的诸子学决定着经学的存续及其变化。民国时期，江瑔更是认为：“古之学术，曰道曰器。道者形而上，器者形而下。形而下者有形，形而上者无形。诸子百家之学……皆纯然为无形之学，故其为道诚为百学之冠。”（《读子卮言》）这不仅是以诸子学为形而上的道体，且称诸子之道为“百学之冠”，超越了常道之经。在经学逐渐瓦解的民国初年，这种观念并非江瑔的一家之言，许多学者均作如是观。
其次，“子学即哲学”的命题。20世纪初，东渐的西学由偏重格致学而走向多元化的译介，其中“哲学”概念与西洋哲学书籍的传播与接受，启发了中国学者以“哲学”定义诸子学的知识性质。如王国维在1903年撰写的《哲学辨惑》一文中指出，周秦诸子学是中国固有的哲学，他主张以西洋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与美学来诠释诸子学，由此昌大中国固有之哲学。在此，王国维已从知识论角度揭橥了“子学即哲学”的命题，且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以义理之诠释代替字音之考据。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刊发《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等文章，旨在阐述墨家的逻辑学、宗教思想等，这反映的是“子学即哲学”的观念。刘师培曾计划撰写《周秦学术史》，此书虽未完成，但从《周秦学术史序》（1905）所展示的整体架构看，如伦理学、论理学、哲理学等皆属哲学范畴，这表明刘氏赞成“子学即哲学”的命题，并跳出朴学的实证之域，以西洋哲学来阐发周秦诸子的义理。1906年，章太炎从上海出狱便登轮船赴日本，旋即发表《诸子学略说》，提出“子学是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的说法。其所谓“义理”，就是“哲学”的代名词，他后来就说中国的诸子学犹西洋之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