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学研究|一门学科，两个时代：社会学今天终于火了吗？陆远|火了|李景汉|时代|学科

在这两年的图书市场上，像《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作品的市场反响都令人瞩目。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这其中极少有作品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读者和媒体在归类时却习惯将它们都称为社会学作品，在前段时间，人们甚至讨论起了“终于轮到社会学热”。然而，这多少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真正的社会学研究其实反而极少能走进公共领域，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畅销的不过是“社会学选题”，而不是“社会学研究”。
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人们感知、关注现实问题的需求和兴趣多了，一向在公共领域并不怎么有起色的社会学似乎就要火了，然而当今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并未做好准备。
相比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规模和影响力都逊色得多。不过在如今高校的学科分类中，社会学无疑是人文社科领域最为重要的专业之一，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属于它的显著优势。
我们今天说的社会学，是在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成果。上世纪50年代，社会学在国内高校曾被取消，学术传承遭遇断裂。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得以重生，迅速发展，然则，其历史也不过四十年。一门学科，两个时代。社会学在知识和方法上实现了积累，但是距离它在学科中本该有的地位仍有一长段路。能否回应现实，是否在研究“真问题”便是一种检验标准。而理解社会学的当下和未来，还得回到过去。
大约十年前，在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陆远正在研究“早期中国社会学”。今年，他的博士论文以《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为题出版面世，书评君借此专访他，聊了社会学的发展、中断和延续。
采写｜刘亚光
回到早期中国社会学：从引入、建立到本土化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学术史的一道分水岭。
学术界一般将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末这段时间的中国社会学称为“早期中国社会学”，这一时段，基本涵盖了社会学从西方被引入中国，并逐步建立起一门学科，最终学科发展遭遇打断的历程。社会学家袁方曾对1952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进行过一个梳理，在当时，中国社会学家的梯队结构已经构成了一个“三代共存”的景观。19世纪末出生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已进入学术生命的黄金时期，第二代社会学家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李树青等人，正迈入学术生命的丰收期，而在他们之后，1920年后出生的袁方、田汝康、史国衡等人刚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尚未在学术上做出更大贡献。对于第三代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学的取消使得他们在学术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刻即面临“有劲无处使”的命运。等到改革开放后，前两代社会学家许多人已经离开人世，他们又必须独自扛起社会学复兴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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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汉（1895.1.12—1986.9.28），北京通州人，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著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
社会学的取消同时也对前两代社会学家的研究事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以李景汉为例，在1957年的一次接受《人民日报》采访中，李景汉提到了自己在学科取消后的曲折经历。他先到中央财经学院当机械学教员的助手，一个专长是社会调查的学者，另起炉灶去学习机械学课本，硬着头皮给学生辅导“多刀多刃”。结果下一学期，他又被调去给纺织教员当助手，“又从头开始了解棉花如何变成线，粗线如何变成细线，变成布，梭如何飞动”。过了一年，他又被调至中国人民大学，在之后的时间里，负责的课程又屡屡遭到撤销，好不容易受领导指派去做一些擅长的社会调查，“把调查报告送给领导之后，连下文都没有了”。
社会学的取消，对学者精力的消耗以及对学术传承的打击，也使得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命运进行反思显得更为重要。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这是一本“姗姗来迟”的作品，早在10年前，本书作者、现在已是南京大学教师的陆远在导师周晓虹的指导下，完成了本书的雏形——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以1940-1950年代的社会学家为例》为名的博士论文。陆远在跨入社会学之前，接受过多年的历史学训练，擅长史料的爬梳与分析。相较于其他研究中国早期社会学学术史的作品，《传承与断裂》侧重于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置于时代脉络之中，考察学术思想演变、学科体系发展、学者心路历程以及具体时代背景之间的复杂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