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学研究|一门学科，两个时代：社会学今天终于火了吗？( 六 ) 陆远|火了|李景汉|时代|学科

再比如，所谓“服务国家”和“批判社会”的对立，实际上只是在战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大约两三年内，在社会学界内部表现得比较明显，而这时候，整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已经日益出现了“走哪条路”的对立，社会学人的行动，只是大的外部格局的体现，并不是说这种对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相反，实际上，在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学者是将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对种种现实弊端的批评和专业性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后来被我定义为“技术专家”的孙本文、陈达，还是“批判知识分子”潘光旦、费孝通皆如此。
所以，我在论文的界定只是一个相对粗糙的论述，但是它开启的思考，特别是对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的类型学分析，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如果再结合其他学科、其他类型的学人进行比较分析，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与道路选择这个大问题的探讨，是有益处的。
再谈到布洛维的主张，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批判性”本身往往就预示着它的“边缘性”，这没有问题，也无须多虑。但是布洛维的思想中，其实有一点我们今天关注得不够，就是他强调发扬社会学的“公共性”，无论议题的设置，参与的群体，讨论的路径等，都不应当仅仅是学术界自娱自乐的禁脔。现在历史学界对“公共史学”的提倡，方兴未艾，而社会学的主要议题，更是与公众紧密相关，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社会学公共议题的讨论，是社会学者在今天的职责，也是检验社会学者是不是在研究“真问题”的标准之一。
新京报：你提到倡导建立一种“公共的社会学”，我也注意到你有在运营“群学书院”的公众号，进行学术的普及工作。在你看来，在当下社会中，建立一种“公共社会学”存在哪些阻碍？可行的路径又有哪些？
陆远：上个月我看到公众号“北青艺评”发表的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文章题目是《终于轮到“社会学热”，这是真的吗？》。作者发现，近两年社会学类书籍在学界之外似乎在“悄悄升温”，《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社会学类作品，涉及的话题虽然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从作者采访结果看，学术界和出版界对这个问题显然有不太一致的看法。
清华大学的青年社会学家严飞认为，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唯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因此他预测，社会学在不久的将来将取代经济学的主导地位。

文章插图
《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严飞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1月。
不过很多出版界的人士则表示，现在说“社会学热”有点为时过早。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因为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或者说，“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
以上的访谈，我觉得非常形象地回答了在公众中普及社会学的潜在阻碍这个问题。至于可行路径，我觉得像清华大学的严飞、社科院的田丰等青年学者都在探索不同的路径，严飞老师是通过音频课程和相应的普及读物，扩大社会学的影响力；田丰老师则是通过社会学田野调查，揭示和解读最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他们的行动路径不一样，但背后的关怀是一致的，用严飞的话说就是：一要敢于做批判的利刃，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从这两句话，我仿佛穿越历史，依稀看见七八十年前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那一代学人的名山事业与道德文章，这或许也是中国社会学历经磨难依旧弦歌不辍的明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