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骏时期,前凉对东晋的政策早由此前的政治和军事大势所规定。在“尊崇晋室”的历史传统和“合纵”御侮的策略并行不悖的情况下,张轨也高举“尊晋”的旗号,以掩盖彼此平等的合纵关系。他深知,完全或不完全遵守传统,都会对自己的建霸活动带来影响。在这种传统与现实既统一又矛盾的情况下,他只能对东晋朝廷采取若即若离的外交策略。他通表东晋却不用东晋正朔,正表明了这点。通表东晋,先要打开南下的通路。当此之时,出陇右经关中南下的路早被后赵阻断,向石勒借道无异与虎谋皮。可行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取道汉中。这需要求告成汉主李雄,向其假道;由于张骏嗣位的第二年已与李雄“修邻好”,李雄也表示愿称藩东晋,假道应当顺理成章,但事实上却不然。在333年前张骏派傅颖等到成都谈判此事,李雄都不同意。多次碰壁之后,张骏在333年再派治中从事张淳去成都,“称藩于蜀,托以假道焉”。张淳富有辩才,他利用李雄与仇池国主杨初的矛盾,游说李雄道:
南氐无状,屡为边害,宜先讨(杨)百顷,次平上邽。二国并势,席卷三秦,东清许洛,扫氛燕赵,拯二 帝(指西晋怀帝和愍帝)梓宫于平阳,反皇舆于洛邑,此英霸之举,千载一时。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险通诚,不远万里者,以陛下义声远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唯陛下图之。
不料,李雄对这“二国并势”之语十分反感,他表面答应借道,暗中命人将张淳抛入东峡(今成都岷江)淹死。幸得蜀人桥赞及时相告,张淳揭穿李雄阴谋才免于一死。事后,李雄问张淳:“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盛,何不称帝自娱一方?”张淳回答:“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众庶之倒悬,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琊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娱邪!”李雄面带惭色说:“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都,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琊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州者,亦当率众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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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前凉终于开通了凉州通江南之路,还进一步增强了与成汉的联盟关系。张淳从成都返回河西后,“募兵通表,后皆达京师”。
此前,东晋也在设法与前凉取得联系,派出耿访为正使、陇西人贾陵等十二人为副使的使团出使河西。耿访原为张寔时期的敦煌计吏,建兴二年张寔使王该向长安送诸州贡计时,耿访随行,在从长安返凉途中,因道路被前赵军队切断,耿访逃往汉中,“因东渡江,以太兴二年至京都,屡上书,以本州未知中兴,宜遣大使,乞为向导。时连有内难,许而未行”。直到晋成帝司马衍以耿访为使,耿访才得以偿宿愿。他到梁州后,驿道又中断,在襄阳一停就是七年。后东晋召他回建康,他将东晋朝廷加封张骏的诏书交给贾陵。贾陵装扮成商人,先到长安,然后辗转西行,到东晋咸和八年(333年)抵达姑臧。这时,张淳召募南下的使节刚出发。
凉晋双方历尽曲折,总算实现了彼此的政治往来。但对张骏来说,这种往来只是幌子。因此,当贾陵向张骏传达东晋朝廷的诏命后,“骏受诏,遣部曲督王丰等报谢,并遣陵归,上疏称臣,而不奉正朔,犹称建兴二十一年”。此后,东晋在334年再派耿访到河西封张骏为大将军,“自是每岁使命不绝”。但这种往来已纯属一种礼仪性活动了。在张骏方面,对东晋的态度甚至不如对后赵那样恭肃。他在与石勒分境后,“惧勒强,遣使称臣于勒,兼贡方物”。但对东晋,只是“往来”而已。尽管如此,以当时大势论,通表东晋十分必要,因为它召唤起汉族士民的民族心理,使更多的人“注心于大凉”,实现了强敌压境时的同仇敌忾。从战略上讲,还能实现东西呼应,与东晋互为犄角,一旦受到后赵威胁时,可借助东晋牵制敌人,减少正面压力,同时还可给成汉政权造成一定遏制,使其在凉赵之间保持中立。尤为重要的是,张骏虽以保据河西为基本国策,但他并不忘向东扩展势力,虽然客观形势不允许他作这种选择,然一旦时机到来,他转守为攻时,与东晋配合行动,就可连旌万里,水陆并进,长驱中原。对最后这一点,张骏抱有莫大期望。如他在石勒和李雄相继死后的336年,派参军麴护给晋成帝司马衍上疏述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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