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29年,外部形势暂时出现了对前凉有利的变化。由于中原战场上前赵对后赵作战接连失败,刘曜不得不抽调长安守军用于中原战场。张骏虚张声势,“大搜讲武,将袭秦雍”,但本意是借此观察二下内外动静。果然,左右都不赞同出兵。理曹郎中索询还指出,再动刀动枪只能重蹈失败的覆辙,是违背民心的。这话张骏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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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曰:“每患忠言不献,面从背违,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尽辞规谏,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礼之。
自此,张骏用不着再考虑因是否尽心东晋“王室”而招非议,他专心致志地经营起前凉霸业了。从329年开始,他在政治、经济、外交、文教等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一,轻刑纳谏,勤修庶政。公元329年,西域诸国向张骏朝贡,“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自前凉肇基以来,西域通贡这是第一次。然而,西域长史李柏却造谣说戊己校尉赵贞谋叛,要张骏准他平叛。这样一来,赵贞果然叛变,并切断了西域道路。群僚认为这是措置不当所致,又“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张骏借口霸业初展,正是用人之秋,赦免了李柏,并用秦穆公和孟明视的故事开导群臣,“竟以减死论,群心咸悦”。以此为开端,下令轻刑,命令说:“昔鲧殛而禹兴,芮诛而缺进,唐帝所以殄洪灾,晋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亲不得在朝。今尽听之,唯不宜内参宿卫耳。” 原来,汉魏旧律有父母犯死罪子女“禁锢”之条,晋初定律令已省去“禁锢”,但因凉州僻远,又乱事较多,并未照晋令执行。张骏借李柏事予以改定,除带有“轻刑”用意外,还表明前凉也在推进法治。由于这个改定对官僚及其亲属有好处,而休众息役也有益于民生,故张骏时期有“刑清国富”之称。
张骏虽性严猛,但善于纳谏,他多次命群僚极言得失。334年,当霸业已成时,他召集群僚在闲豫堂议政,又讨论严刑峻制问题,参军黄斌说:“臣未见其可。”张骏问其故。黄斌回答:“夫法制所以经纶邦国,笃俗齐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则法不行矣”。意思是说法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上行下效。当政者和其亲属如不遵守法令,法令再严也无用。张骏认为黄斌批评得很对,拔擢他为敦煌太守以示褒奖。史称:
骏有计略,于是厉操改节,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远近嘉咏,号曰积贤君。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
张骏勤修庶政的措施之一是安定民生,减轻百姓负担。330年,河西境内再次发生饥荒,谷价踊贵。围绕如何赈饥问题,群 臣展开讨论。市长谭详主张将仓谷贷与百姓,秋后三倍征还。从事阴据不同意这样做,他说:
昔西门豹宰邺,积之于人;解扁莅东封之邑,计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赏,扁有功而可罚。今详欲因人之饥,以要三倍,反裘伤皮,未足喻之。
张骏采纳了阴据的意见。当然,采纳阴据意见不是贷粮不收利息,但肯定会减轻一些百姓负担。
措施之二是正名统与立储君。从324年,经过近十年苦心经营,张骏建邦命氏的时机已经成熟。333年,群僚劝张骏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张骏虽推辞了这次劝进,“然境内皆称之为王”。接着,群僚又请张骏立世子。中坚将军宋辑对张骏说:
礼急储君者,盖重宗庙之故。建兴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统,况今社稷弥崇,圣躬介立,大业遂殷,继贰缺然哉!臣窃以为国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为安踰泰山,非所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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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骏按宋辑意见立子重华为世子。
其二,派遣使者,通表东晋。324年张骏即位时,东晋在江南立国已逾七年。但张骏按父祖遗规,不尊东晋正朔,仍用西晋建兴年号。324年(东晋明帝太宁二年)即建兴十二年,时晋元帝 司马睿已死去一年,由于河西通江南之路间阻,直到建兴十三年春张骏才得到死讯。当时手下人报告说有黄龙见于揖次(今甘肃古浪县北)之嘉泉,右长史氾祎乘机提议改年号,对张骏说:“案建兴之年,是少帝(晋愍帝)始起之号。帝以凶终,理应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问隔绝,宜因龙改号,以章休征。”张骏虽未采纳改元“龙兴”的建议,但他也并不恪守为臣之道。当时姑臧流传的一首谣谚说:“鸿从南来雀不惊,谁谓孤雏尾翅生,高举六翮凤皇鸣。”意思是纵然传来东晋的王音,但张骏却不诚惶诚恐。谁说他是一只羽翼未丰的雏鸟,他是一只正翻飞于云际、冲腾于九霄、放声鸣叫的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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