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六年（1771），赵翼升任贵州贵西兵备道（今贵州威宁），却不料此时有人上书构陷其在广州轻判海盗一事，害其被降职查办。赵翼本早有解甲归田之意，便干脆以奉养老母为由致仕，转而寄情于著书立言。
晚年的赵翼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其未曾忘本，时常劝导家人勤俭节约。返回常州故里后，赵翼带着全家人着农家装束，与村民樵夫共话共饮。他将自己“田舍翁”的出身讲给孩子们听，从小培养他们“菜根须咬”的艰苦作风。嘉庆十九年（1814），赵翼染疾，饮食渐衰，但他仍以坚强的毅力“起坐观书，未尝竟日卧”（《瓯北先生年谱》），后病情加重，于八十八岁高龄平静病逝。
就在辞官归隐后，赵翼写出了他最负盛名的史学巨著《廿二史札记》。在书中，他梳理阐释了“历代治乱兴衰之故”，以史为鉴、经世致用。他对各朝吏治尤为关注，认为一个朝代的吏治好坏，与施政环境和官场纪律有很大关系。“朝政肃，则刑余为吏亦能砥节奉公；朝政弛，则士大夫亦多贪纵。”意为在风清气正、纪律严明的环境中，无论大小官吏都不敢懈怠徇私；反之，则易滋生贪婪纵欲。
赵翼还以明朝权倾一时、大肆贪贿的宦官刘瑾为例，一针见血地指出“贿随权集”，即权力不受监督，是腐败出现的根本原因，而无论是大臣还是宦官，一旦掌握权柄，都将吸引行贿者源源不断地为他们输送利益。更严重的是，既得利益者还会“顾其门户”，阻碍制度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沦落为门阀工具的九品中正制即是如此。
基于历朝历代的吏治得失，赵翼提出了许多耐人深思的观点：制度法令不能一成不变，而要随实际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反腐倡廉并非单一方法就能“包治百病”，而是由制度、法律、教育、文化风俗等多重因素互动相促的动态过程。囿于时代局限，赵翼虽无法给出整顿吏治的最终方案，但他的著作仍为今日的反腐倡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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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赵 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