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新散文”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个创新，是在我们传统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生长点。只有这样，文学才能进步。回顾我们文学史，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
比如最近苏东坡引起关注，大家喜欢他的词。而最初很多文化人称“词为小道”、小技。还是更看中诗，因为诗可言志载道。而“词”就是游戏遣兴一个轻薄短小、不那么重要的一个文体。但苏东坡用自己的创作，把词推向了一个高峰。到了宋代中期以后，词完全可以和诗并驾齐驱，甚至成为一个更主要的文学体裁。
“新散文“这二十多年的发展，它的辉煌成就，完全可以跟小说的成就并驾齐驱。
用现代人的立场写故宫
张英：在你的故宫写作中，很多文章是跨文体、互文式的写作，涉及不同领域，是不同学科的融合，我称之为“有框架的集成式写作”，你是怎么形成这样一种风格的？
祝勇：这与视野和知识结构不断扩大有很大关系。“新散文”是一个开放性的文体，优势在于能接纳不同文体。我今天的写作与早期文化大散文的区别，就在于综合性增加了，呈现出跨文体写作的特点。因为题材越来越宏大，单纯的散文就有点放不进去了。
我的书确实不好分类，尤其是到书店。是归文学类，还是归历史类，还是文物类？书店也搞不清，评奖时也不好分类。但我觉得这是别人的事，我还是充分张扬我写作的个性，去表达好，才是特别重要的。我的作品都有非虚构的色彩，说它是非虚构也行，说是散文也行。
我在一些描述大历史的题材中，很关注普通人，尽量去照顾他们。比如《最后的皇朝》，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那一年，也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帝王将相应该是主角，但我在这个作品里，还写了很多北京普通市民，有名有姓，不是虚构的，是真实存在的。我找到他们的史料，看看他们的人生经历，想在大的历史转变进程中，看普通人的命运是什么，我觉得这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包括我写《故宫六百年》，一想到故宫600年，大家自然会想到明清两代的帝王，注意力都在帝王权力、后妃争斗这个上面，另外还有一些奸臣、忠臣的传奇。但是故宫这600年时空当中活动的这些人物，不仅仅只是帝王、后妃、奸臣等，还有很多普通人，比如宫女、太监。
过去一说太监，就想到魏忠贤、李莲英，是特别负面的形象。其实太监也是集权制度、封建制度的受害者。故宫这么大，没有太监是不行的，因太监这个阶层的存在，保证了600年紫禁城各种事情的运营。但他们平时又是看不见的，因为人们看见的永远是皇帝、太后、后妃等，但太监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主体，他们也是需要关的。他们也在某方面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有的是从正面，有的是从负面。
我故宫写作很重要的不同点和出发点，不是看了一些史料，用比较美的语言复述一遍，不是那样。而是，必须用一个现代人的立场，和一个新的视角去看这段历史。
张英：清帝退位后，大批太监没有地方可去，被集体安置在北京西边的寺院里，扎伙过日子。
祝勇：是的，太监离开宫廷后，他们没有谋生技能，没有地方要他们，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往何处去。他们后来被集中收留在寺庙里，哭声连片啊，可以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者。他们并不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清室优待名单中，是多余的人，就是历史不再需要他们了，也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就是被遗忘者。
故宫的神秘悠远无处不在
张英：读者会很感兴趣，在故宫工作你有多少机会去库房看平时很少展出的器物？
祝勇：我去库房的机会不多，因为有严格的制度，能用图片解决的，尽可能看电子版。实在是工作有需要，经过审批手续，也可以去看原件。但我们部门的研究更倾向于档案史料，接触原物少一些。其他部门，像书画部，要训练对材质的判断，可能接触原物的比较多一些。
张英：几年前，你在“腾讯大家”开专栏“故宫的隐秘角落”，后来你在采访中说，故宫像藏地那么悠远和神秘。故宫神秘在哪里？你喜欢它的哪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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