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关注慈禧吃什么、穿什么，觉得她性喜奢华，正赶上“甲午战争”，她非要过六十大寿。而我可以有另一个视角——慈禧一进宫廷，就开始宫斗。她身不由己，青年丧夫、老年丧子，从个人生活看，她什么都没有，没有家庭温暖。一个孤老太太，一直到死。她对物质生活近乎变态的这种需求，比如造颐和园，就可以由此做一个解读。她一生削尖了脑袋去争，结果是什么？就是要通过奢华的生活来实现她权力的自我满足。
她能吃多少？她能喝多少？她对物质的欲望已经超出正常人的欲望范围。她对国家衰败负有责任，但她为什么会这样？从历史的海平面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岛屿露出水面的部分，但你还要看看海平面之下的部分。
在故宫可以慢慢沉下来。尤其是这样安静的环境里，可以沉潜于史料，慢慢梳理，了解人的精神脉络。我觉得，这对我写作特别重要，不是简单地告诉读者，慈禧大年初二干了什么、大年初五干了什么，那只是表象，表象后面的东西更重要。
用“新散文”写故宫
张英：大家喜欢你写的故宫，因为你是带着今人去看这些事物，采取了一种平视的态度。你用自己的生命印迹和人生经验在画它，与很多书写故宫的作品视角不一样，很有亲切感。
祝勇：“平视”这个词特别好。我写过许多“大人物”，康熙、乾隆、汉武帝、秦始皇，还有前不久写苏东坡。
【 世界|祝勇 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我也曾经踌躇，因为苏东坡的知识结构特别庞大。河北人民出版社出了20卷的《苏轼全集校注》，我认认真真学习。对于他的知识结构，我高山仰止；对于他的文化贡献，我是望尘莫及。我有什么本钱去写苏东坡呢？
之所以动笔，是因为我觉得，苏东坡也是一个人。苏东坡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师，拿着大师范儿，高高在上。他在黄州时，和卖酒的、卖肉的、种田的，都是好朋友。苏东坡的姿态很低，是很亲切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能见面，我觉得，他就是我们的一个邻居、一个大哥、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人。我可以写他的喜怒哀乐，他也有很脆弱的时候。
在我的书里，苏东坡把姿态放平了，我自己的姿态也放平了。自我解放了，写作时就会更自由，更设身处地把自己当成苏东坡，去考虑他当时的想法。在写作中，这种感觉还是挺美妙的。
张英：你当年提出“新散文”，到现在为止，你的写作很忠实地践行了“新散文”理论。
祝勇：这些写作，内容上是故宫，写法是新散文。上世纪90年代，我提出“新散文”概念时，写作者基本都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长一点的也才三十多岁，是应试教育培养起来的一代人。我们脑海里的散文都有现成的样本，这对写作者的生命力形成了某种束缚。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是梁启超先生说的。传统散文承载不了迅速变化的时代，新时期以来，小说、诗歌、戏剧都有很大的发展，散文却一直是老面孔。并不是说为变化而变化，而是写作过程中所呈现的面貌，自然而然地不同了。
当时写散文的有我、宁肯、张瑞风、周小峰、庞培、于坚、钟明等，都很年轻，而且互相不认识。就是自发地、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品，都呈现出新面貌。所以，就把它总结为“新散文”。一些媒体和评论家对此也提出置疑，我也写了很多文章回应，所以有人说我是“新散文”的理论推动者。
从后来的发展看，“新散文”已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堪称“大家”的写作者。散文的复杂性、丰富性，都比原本那种一事一议、承载力很小的散文，要丰富得多，进步得多。
事实上，今天的散文写作已不太可能回到“新散文”之前的状态了，等于承认了新散文的贡献。我对故宫的写作，也是遵循着“新散文”的一个诉求——承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但内容相对丰富，就像交响乐，有很多声部。它相对复杂，不再是那种很单薄的文本。《故宫六百年》那么厚的一本书，就是一个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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