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我想作家必须有对细节的想象力。故事再好,人物形象再丰满,都必须通过大量的细节来完成。故事只是一个棵树上的枝干,还要有树叶、花朵和果实,树叶上要有纹路,果实要有色彩和气味,这些就属于小说的细节。对细节的想象也是对一个作家想象力的最大的考验。
过去,有很多文学青年跟我探讨,说:“我有这么精彩的故事,为什么几百字就写完了?为什么写出来感觉非常干瘪,非常没有表现力?”我觉得就是缺少细节的想象力。因此我想,正在学习写作的同学们,在确立好故事的枝干之后,一定要在细节的联想方面有意识地加大力度。
《聊斋志异》里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细节描写:有一年夏天,某个地方晴天白日,突然空中响起一阵雷声,一条龙从天而降,落到打谷场上。这确实是很荒诞的一个情节,因为没有任何人看见过这样的情景,但接下来蒲松龄就厉害了:在烈日暴晒之下,这条龙身上渐渐散发出腥臭的气味,整个村庄的苍蝇都来了,集中起来落在龙的身上。这么多苍蝇在身上爬来爬去,龙非常痛苦。这时候,它突然让身上的鳞片慢慢张开。我们可以想象,龙像鱼一样,身上布满了鳞片,鳞片全都炸开了,苍蝇钻到鳞片下面去吮吸里面的粘液。这时,龙身上的鳞片突然闭合,把钻到里面的苍蝇全部夹死。然后它又张开鳞片一抖,把里面的苍蝇全都甩出来,再把另一批苍蝇夹死。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就把全部的苍蝇消灭得差不多了。
《聊斋志异》漫画
这个细节栩栩如生,仿佛是蒲松龄亲眼见过的。我们读了以后也仿佛亲眼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准确的、传神的细节描写,使整体上虚幻的故事变得非常具有真实性,让一个虚假的故事具有了巨大的说服力。这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看家本事,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作家很多魔幻的描写是从拉美那边学来的。我觉得不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学里早就有类似的东西。拉美文学的看家本事就是细节的无比真实性和整体的小说氛围的虚幻莫测——用高度真实的、让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到印证的细节描写,来确定虚幻的情节的说服力。
卡夫卡的《变形记》实际上也是借助了这个技巧:一个人早上起来变成了一只甲虫——这毫无疑问是痴人说梦,谁都没有看过、体验过这样一种“变形”,但他后来描写的细节不断累加,最后就把这么一个虚幻的故事变得真实。他写他的妹妹怎样嫌弃他,把吃剩的苹果核扔到他身上,把干瘪的苹果硬粒砸到他身上。因为他的身体已经腐烂,干瘪的苹果竟然深陷在里面。然后写他身上怎样发出气味,怎样干瘪收缩,最后被扫出门去。
用细节的真实来证实故事的虚幻,这样一种技巧是中国古代作家和西方作家都在不断使用的。在中国,它本身是有源头的。在我们的唐宋传奇里面,包括在《红楼梦》《水浒传》这样一些经典作品里面,都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例证。所以我想,在当下的生活描写里,还是必须把它当做我们最重要的手段。刚才我拿自己的《四十一炮》来举例子,就是想说我们必须在自己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丰富地联想和转移,把发生的牛身上的事件转移到马身上去,把发生在动物身上的事件转移到人身上去。这样的描写会使我的笔下出现源源不断的感受。如果没有这种对细节的联想能力,我们的故事无论多么曲折传奇,我们的文笔无论多么优美,我们的脑子里无论积累了多少词汇,哪怕能背诵现代汉语词典,写起小说来也还是学生腔调。
我曾写一个短篇,里面就有一个类似蒲松龄笔下的细节描写。当然,我不会写天上掉下一条龙来,我写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国进口了一批澳洲的羊毛,羊毛里带来一种特别厉害的牛虻。这种牛虻长大后有指甲盖那么大,或者有杏核那么大。它吸血的功能特别强,而且速度极快,一旦腾空而落,扎到牛身上,几秒钟时间就可以把自己涨得像个像乒乓球那么大。牛一见这种牛虻就纷纷往河里跑,只留两个鼻孔。过了几分钟,就看到河面上漂起一片红色的气泡。仔细一看,不是气泡,全都是吸饱了血的牛虻在漂着。这个细节我当然没有见过,真实的牛虻也没有那么大,但我用这样一种方式写出来,谁还能不信呢?大家即便感觉到有几分夸张,有几分魔幻,但这个场景我估计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你可以想象牛怎样鸣叫,怎样挣断自己的缰绳往河里奔跑,然后一头扎到河里溅起浪花,牛虻像轰炸机一样从天而降,钻到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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