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血性|莫言：有的人说我们的文学缺血性，我觉得还是更缺乏想象力莫言|作家|缺乏|想象力|缺血性

根据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影《红高粱》
想象的炮弹飞向何方？
莫言在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班上的演讲
选自《鸭绿江·创意写作》微信版转载自《当代》
非常高兴，又一次坐到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班的各位研究生面前跟大家一起交流。看到今天的题目——“想象的炮弹飞向何方？”我马上就想到了姜文拍的电影《让子弹飞》，还有我自己在2004年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四十一炮》，里面确实描写了很多炮弹在空中飞翔，但最后的落点都很不明确。想象力其实是最近几十年来反复强调的问题。记得有一年，我们很多作家在一块儿开会，给中国当代文学挑毛病。有的人说我们的文学缺血性，有的人说缺思想，有的人说缺文化，我觉得还是更缺乏想象力。按理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象力，即便是大脑有障碍的人也依然有他的想象力。我们还经常看到某些有生理缺陷的小孩，在音乐或者绘画方面表现出非凡的才能。
我想，作家的想象必须借助于形象，而形象有它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不能把想象力当成一种玄而又玄、完全不可捉摸的思维现象，它自有其可供研究的路径。同样是作家，由于每个人的出身、经历、个人体验等种种差异，导致写作风格有很大差别。没有一个作家会承认自己没有想象力，但想象力所依据的物质材料是有区别的。我们这一代作家，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作家，从小生活在乡村，十来岁被赶出校门，回到乡下，然后就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加入集体劳动的行列。那时候，我们每天打交道的就是田野里的各种庄稼——小麦、玉米、高粱、大豆、番薯；每天接触的人就是生产队里的老人、妇女以及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我们所看到的动物也就是生产队里的马、牛、羊、驴——偶然会看到骆驼、猴子、虎、熊，那是杂耍班子来巡回演出的时候才能见到的。我们还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鸟——云雀、百灵、鹌鹑、鹧鸪等等。
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如果要写的跟我的少年时代有关，跟我的农村经验有关，那么我刚才所列举的这一系列“物质现象”——或者说是“器物”，就必然地会流出我的笔端。我的想象力实际上是依附于我从小所接触的这些物质材料的——我不可能写出“甘蔗林”来，只能写出“红高粱”来，因为我从小就在高粱地里钻来钻去。我在集市上买过甘蔗，我知道什么是甘蔗，知道它味道很甜，也在图片上见过它的形状，但我没有亲身实地地钻到甘蔗林去体验过。即便是在我成了作家以后，我到南方去，要钻进甘蔗林里去体验的时候，这样的体验已经很难进入我想象的材料，它已经不可能跟我过去的生活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所以很难成为我的写作素材。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说：作家的想象的区别主要是一种“物质性”的区别，而不是一种生理的或心理的区别。因为每个作家在生活中接触最多的物质决定了这个作家的想象力所依附的物件，这些物件决定了这个作家想象的特征。所以，80后这一批作家、90后这一批作家，他们的小说为什么跟我的小说、跟安忆老师的小说有这么大的区别？我想，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小说里所描写的生活大不一样，在于我们的想象力所依附的材料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一点是先天就决定了的。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写什么、一个作家依靠什么展示他的想象力，实际上在他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想象的能力这一方面确实也有差异。有些作家“胡思乱想”的能力显然比其他作家要强大一些。有的作家更多地是依靠他的知识和学问来编织故事和调遣语言的，有的作家则是依靠天马行空般的联想能力。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创作中的想象力可以理解为一种联想的能力，那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能力，是“由天空联想到海洋”“由海里的鱼联想到天上的鸟”这样一种能力。这跟后天的实践也有密切的关系。当一个人过早地脱离了群体，进入一种孤独生活状态的时候，也许就是对他的想象的最好的训练。我觉得自己多少还是具备了一些这样的联想能力，这可能跟我早年的生活经验有关系。我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就被赶出了学校，头两年因为年龄非常小，无法跟大人一起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所以生产队就分配我去放牛，放牛的时候我就顺便带上自己家的羊。我的小说里反复出现过这样一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