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的版本、主题与民族性( 四 ) 历史剧|主题|英格兰|版本|莎士比亚|民

(10)《爱德华三世》(The Raigne of King Edward the Third)可能创作于1592年，该剧是托马斯·基德、莎士比亚合作写作的历史剧。1596年书商卡特贝特·贝比刊印了第一个四折本，_原题为为“爱德华三世”(The Raigne of King Edward the Third. As it hath bene sundry times plaied about the City of London.)，1599年卡特贝特·贝比、出版商西蒙·斯塔弗德刊印了第二个四折本，但此剧未收入1623年第一对开本。
从写作时间来看，《亨利六世》第一、二、三部和《理查三世》第一个四联剧的创作于1591-1593年间，《理查二世》、《亨利四世》第一、二部和《亨利五世》第二个四联剧则创作于1595-1600年间，《亨利八世》的创作时间最晚。从印刷的版本和演出情况来看，《约翰王》《亨利八世》《亨利六世》第一部是较冷落的历史剧，而别的剧作显然甚为流行。《理查三世》是篇幅最长的历史剧。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主要是从题材来说的，由于一些历史剧的结局是主人公的不幸死亡，因而作被标识为悲剧，即所谓的历史悲剧。
二、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主题与民族性1532-1534年亨利八世的英国改革极大地重塑了英国的民族性，这不仅仅是脱离罗马天主教的英国国教改革，这场改革运动深入到社会文化更广泛的诸多层面。斯蒂芬·格林《莎士比亚的民族身份协商》(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1988)、约翰·克里冈《英伦群岛》(John Kerrigan, Archipelagic English, 2007)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都铎王朝时期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而戏剧则成为某种政治功能实体的表达，从现代民族意识的凝聚来看，历史剧在根本上即是政治戏剧。陆谷孙《从〈亨利五世〉看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一文引用欧文·李勃纳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观点：莎士比亚时期的历史剧主要叙述英国本土、英国与欧洲有关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历史上的不幸事件，激发民族思想和阐释基督教的相关教义，传播都铎王朝的历史观念、国家思想。[6]
一般的，历史事件在共时的维度上往往是表征为一种道德教训，而不是再现过去的真实本身。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基本遵循都铎王朝的历史观念及其偏见，这些历史剧普遍关注(人物的)英雄主义，王权的合法性合理性，战争灾祸，善恶等道德准则。《理查三世》与《亨利八世》分别处于善恶的两极，前者被描写为邪恶卑鄙的篡权者(That bottel'd Spider, that foule bunch-back'd Toad. IV, 4)，而后者则被描写为光耀熠熠的和平形象。如果说英国的文艺复兴是从亨利七世开始的，莎士比亚在《亨利八世》中宣告了充满机会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中世纪世界随着英国内战的结束而告终，并热情赞颂了新时代的诞生，正如剧末所描写的伊丽莎白公主的诞生一样，“这一位王家的婴儿——愿上天永远护佑她——虽然尚在襁褓，但是现在即已预示将带给本土以无穷的幸福，假以时日即将逐一实现：她将成为——但当今之人很少能目睹那一番盛况——与她同时代的和以后继起的所有君王中的典范。”[7]“在她统治的时期，每个人在他自己的葡萄架下安然食用他自己栽种的东西；和邻人们共唱太平快乐之歌。大家对上帝都要有真正的认识；在她左右的人们会从她学习获致荣誉的正途，由正途成为显贵，而不是靠了世袭的余荫。”
在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是取材于历史事件的，拉丁文学中的史诗、戏剧(Fabulacrepidata, Fabulapraetexta)总是偏爱各种历史题材。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的剧作家显然接受了拉丁戏剧(例如，塞内加的悲剧)的影响，莎士比亚的戏剧《考利欧雷诺斯》《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朱利乌斯·西撒》《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等显然取材于古罗马历史、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把编年史的题材写成历史剧，对于莎士比亚时代的剧作家，也只是一件平常的创作行为。王宁《作为历史主义者的莎士比亚》写道：“莎士比亚不仅写出了一些历史剧，更重要的是，他的悲剧和喜剧也可以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历史剧。虽然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他的戏剧叙述并非总是忠实于真实的历史记载，但是它们确实是‘文本化'或‘戏剧化'的历史叙述。”[8]以托马斯·海伍德的历史剧为例，他创作了《爱德华四世》(Edward IV Parts One and Two)、《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1611)、《白银时代》(The Silver Age, 1613)、《青铜时代》(The Brazen Age, 1613)、《铁的时代》(The Iron Age, Part One and Part Two, 1632)，从最末四个历史剧来看，海伍德采取了更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框架结构，表现出鲜明的宗教式的道德特征，却已明显不同于中世纪的神秘剧(mystery plays)。[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