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重塑美国”:林肯葛底斯堡演讲的政治智慧( 二 )


由此可见,林肯将致辞改为演讲,实出于谋虑深远。启程前,爱子泰德正患病,夫人玛丽也因他坚持前行而几欲歇斯底里,但林肯借机发表演讲的决心未有改变。
二、“自由的新生”:葛底斯堡演讲的主旨
何以要将“自由的新生”立为保全联邦之外的另一目标 在于这个国家“孕育于自由之中”,而在它诞生之日起,身上便有了一块“污点”——奴隶制,共和政体的长袍因此被“染污,在泥中拖曳”。这半自由半奴隶的状态,林肯早在1858年就已认定,对于联邦,其危险就如同“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
这所“房子”终因奴隶制正确与否的争论而裂开大缝,引发内战。欲求延续并扩展奴隶制的11个南方州先后以各种理由发表“独立宣言”,并组成了美利坚联盟或称南部邦联,以武力相要挟,要与联邦政府谈判,退出联邦;联邦政府则不能容忍国家的分裂与解体,坚决捍卫合众国的统一。正如林肯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所总结的那样,“双方虽然都想避免战争,但其中的一方宁愿开战也不愿让国家生存下去,而另一方则宁愿应战也不愿让国家灭亡。于是战争就爆发了”。
林肯在发表演说
内战伊始,林肯的目标只为保全联邦,而非为摧毁奴隶制。这一点是林肯本人所言,也已成史家共识。问题在于林肯本人始终是反奴隶制的,他痛恨它使共和有失公正、使自由显得伪善、使好人也为私利而牺牲正义。既然如此,他为何不将废除奴隶制作为战争目标 这是因为他看到,奴隶制的存在是这个国家的实际需要。自美国立国以来,黑奴人口占美国人口的1/8到1/5不等,集中于美国南部,对于南方蓄奴州,这些奴隶构成他们不可或缺的利益。其利益之重大与特殊,令建国之父也不得不容忍奴隶制的存在,只能授权国会废除奴隶贸易、禁止奴隶制扩张到没有实行奴隶制的准州。其意不言自明:通过限制奴隶制使其逐渐萎缩、消亡。到19世纪中叶,虽然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引发了国内动荡不安的局面,直至内战爆发,但这都未促使林肯决心废除奴隶制。对于建国之父也没能解决的问题,林肯坦言,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哪怕拥有人世间所有的权力”。内战之初,他的想法是不去触动它,最好是让它“回到建国之父给它规定的地方,好好地呆在那里”,他的任务只为保全联邦。不过,随着内战的逐渐展开,解放黑奴竟成了一种军事需要——为平定叛乱,需要“诱使黑人全都从反叛者那里投奔到我们这里来”。与此同时,他还要让反叛各州明白,“不要指望可以花上十年时间试图推翻联邦政府,而万一输了,可以毫无损失的回到联邦”。此外,为赢得英、法两国外交上的支持,尤其是英国,奴隶制的废除在道义上也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以热爱自由自称的英国人,总以禁止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废除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自豪;如果联邦政府不举起废奴的旗帜,宣称为自由而战,如何与正在争取获得英国政府承认其独立的南部邦联竞争,向英国人显示北方联邦在道义上的优势,从而赢得其支持 就在1862年10月,英国内政大臣威廉·格莱斯通(William Gladstone)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发表了一番近乎承认南部邦联独立的言论。他说:“对于奴隶制,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并且因此可能支持或反对南方;不过,毫无疑问,杰斐逊·戴维斯和南方的其他领导人已经建立起了军队,看起来他们还正在建立海军;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不是什么别的,而是一个国家。”这对于林肯,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法掉以轻心的警示。再者,南方的黑人们不待林肯宣布解放令,已经开始了自我解放,他们或者逃到北方,加入联邦军队;或者在北方军队进入南方时,自愿跟在军队的后面,为其服务。由这诸多方面的战争形势所决定,1863年1月1日,林肯签署了《解放宣言》。
然而,历史的演进常常越出原定轨道,作为一种军事需要的《解放宣言》在它发布之后,就因其内含的自由意象而转变、上升为一种政治信仰的表达。《解放宣言》被黑人理解为赋予其自由的诺言,林肯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尤其是在这一诺言能使“孕育于自由之中”的国家以完全自由的形象挺立于北美大陆时。对于林肯,奴隶制的触动乃至废止已经从军事策略上的不得不行转变为政治哲学上的必需之理、必行之事。就在葛底斯堡演讲近三个月前,林肯致信伊利诺伊州的家乡人民,表示“诺言既然作出,就必须信守”。内战的第二个目标——令这个国家获得“自由的新生”——升起于硝烟弥漫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