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传说|赵汀阳：没有历史哲学的历史，只是故事( 八 ) 诸子百家

所有对生活形成历史后效的大事都值得记述和解释，但并非所有必须“记”的事情都值得“述” 。所记之事成为历史之账本，所述的意义则揭示历史之道，就是说，值得“述”的事情必是对存在秩序的立法。“作”通过“述”超越了时间流逝而始终在场，成为后人继续创作的精神根据，因此，精神的连续性尤其在于“所作”化为“所述” 。
如章学诚所言，作是立法，述为立教，各有其功，因此“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上》），立法者莫过于周公，而立教者莫过于孔子。
孔子之立教，虽非制度立法，却是精神立法。司马迁就认为孔子之功不止于“述” ，实为精神立法之“作”：“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孔子“作”春秋，确认了史学在中国精神世界中至上不移之地位，几将历史化为信仰。孔子并非历史意识之创始者，却是标准制定者，其标准即人道必须符合天道。所谓春秋大义，就在于以天道为准去鉴别什么是可变的或不可变的秩序。
显然并非任何秩序都不得改变——否则“汤武革命”的合法性就无法解释了——而是说，改变秩序必须符合天道。可见，需要铭记的大事又在于它蕴含符合天道之大义。司马迁说得最清楚，他知道历史不写什么：“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史记·留侯世家》）。
关乎天下兴衰存亡之事就是大事，这个原则是清楚了，但到底哪些事情真正决定了兴衰存亡，却未必是最为显眼的事件。建国立法、制度革命或者生死之战固然是关乎大义之事，但并不能忽视那些相对缓慢的变化，渐变有可能蕴含力道更为深远的变化。马克思和布罗代尔等就认为经济、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渐变是更深刻的大事，尤其以“长时段”尺度去考察的话。
以《春秋》和《史记》为范本的中国史学传统更早意识到了长时段尺度的意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原则就是长时段原则的最好表述。最具深远影响的大事往往事后很久才被意识到，于是人们在事后不断修改历史解释，甚至在数百年后又给出颠覆性的全新解释，以至于永无定论，古史常新。布罗代尔是对的，大事不是喧嚣一时的新闻，不是纷纷争鸣的一时论战，真正的大事可能是不显眼而意味深长的变迁，特别是制度和技术的演化。
对此，我相信还必需加上思想方法论和概念系统的演化。可见，终究是大义定义了什么是大事，而不是相反。孔子对此有着清楚意识，于微渐变化看出隐含之深远后果。孔子认为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此种违规逾矩虽非轰动之举，却预示了礼崩乐坏之势。孔子“春秋”之法，就是以大义定大事之法。
历史大事莫过于古今之变。因此， “古”与“今”的概念正是理解历史变迁的第三组坐标。与“过去-现在-未来”三分概念的心理时态不同， “古-今”的二分概念表达的是历史时态，是对历史性的划分，却不是对时间性的划分。尽管“未来”尚未到场而落在“古今”之外，却是解释古今概念的画外音，是古今的全部意义之所在。如果没有未来， “今”就是终止符，而“古”也随着历史的终结而失去意义。与生命同理，精神世界之生死也在于是否能够不断生长和延伸。比如说，一种完全无法解读的古代文字的意义就是被封存的死意义，是遗物，却不再是可资利用的遗产。
未来尚未存在，因此未来不是一个知识对象，可未来又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此是一个形而上问题。墨子说过：“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墨子·非攻中》）。墨子这个原则在变化缓慢的古代有较大的成功率，但并非普遍有效。即使在经验相对稳定的古代，以往知来也并不必然可靠，因此，在经验失灵之时，就必须有所创作，重新开启未来的可能路径。墨子的“以往知来”只说出了未来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以作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