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字画|刘超：“元祐党籍”碑刻与元祐文人精神 ——兼谈“苏学”“苏字”在南宋的传播( 四 ) 元祐|元祐文人

元祐文人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外部社会环境的推动，由于徽宗朝党禁已久，苏轼等“元祐党人”的遭遇对朝野文士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另一方面是由于“元祐学术”本身所具备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画家李公麟曾两次作《西园雅集图》，描绘了以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元祐文人集团在王诜家中作画、题石、弹琴、赋诗、谈禅、论道的文化生活。尽管李公麟的原迹没有流传于世，但在宋代文人的著录中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园雅集图》的描绘。秦观、晁补之、毛滂的诗句中也曾多次描写“西园雅集” ，还有疑为托名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
“西园雅集”作为元祐文人的“标签”被南宋文士所接受。他们纷纷临摹《西园雅集图》，用绘画的方式把元祐文人精神呈现给世人，其中以赵伯驹、僧梵隆、刘松年、马远等人的临作最为知名。值得注意的是，赵伯驹是宋皇室身份，刘松年、马远二人是宫廷画家，而梵隆是南宋僧人画家，从他们的身份中可以看出朝野文士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此外，从楼玥的《题王诜〈潇湘小景〉》和刘克庄的《跋西园雅集图》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元祐文人雅集的向往和推崇，由此也透露出南宋文士对元祐雅士生活与精神风貌的解读。
“西园雅集”题材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乃至近代。赵孟、仇英、唐寅、李士达、陈洪绶、周翰、顾洛、华岩等画家、文人演绎出各自时代背景下的“元祐文人精神”世界。如张大千于一九四七年在成都昭觉寺创作的《西园雅集图》，名流、贤达、高僧、学士、儿童、少女置身于松柏、芭蕉、竹溪、锦石之间，画面营造出高古、典雅、欢愉、轻松的氛围，也传达出近代文人对元祐文人精神的解读与向往。
三 “人传元之学”与苏轼书法在南宋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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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马远雪屐观梅图上海博物馆藏
《老学庵笔记》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南宋时，苏轼的文章一度成为“元祐党”后人博取功名的重要门径。从陆游此番言语可以看出，党禁解除之后苏轼的文章在南宋被接受的程度。建炎四年（一一三〇），高宗曾从苏辙的儿子苏迟处得苏轼书，称：“轼书无非正论，言皆有益。朕不独取其字画之工而已。”这无疑是对其文学与艺术的极大肯定。宋孝宗对苏轼也有很高的赞誉：“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机余暇，绸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着，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把苏轼定为“雄视百代”“一代文章之宗”并不为过，如罗大经所言：“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太学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 ，盖纪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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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马远踏歌图
南宋文士之所以认可“苏学” ，其原因有四：其一，南渡文士们内心的“元祐情节”；其二，高宗、孝宗朝政治策略的引导；其三，苏轼的文学情韵与生活旨趣的感召力；其四，蜀地学人和元祐党人的子孙对“苏学”的传播，如四川张拭等。张拭师从胡宏，潜心研究理学，且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 ，在南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曾受聘岳麓书院进行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学子，不仅使伊洛之学大昌于湖南，且间接传播“苏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