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字画|刘超：“元祐党籍”碑刻与元祐文人精神 ——兼谈“苏学”“苏字”在南宋的传播( 三 ) 元祐|元祐文人

二从“元党籍”碑的重刻看元文人精神在南宋的塑造
桂林龙隐岩的《元祐党籍碑》是党人梁焘之曾孙（桂林府黔辖梁律）与静江府司理饶祖尧于庆元四年（一一九八）依据家藏拓本而重刻，其意在于为祖先申辩功过，使元祐党人名垂千古。从碑刻后附饶祖尧的跋语可知其经过。跋文曰：“世之是非，未有久失其当者，所谓公论天地并存，日月并明，亘亿万年矛盾驰互，此脉终不可乱，欲势力变置之有是哉。元祐党议，徽宗固随感悟，高宗亦继昭雪。观国史谓实录及诸公家传等书，大抵有考。庆元戊午，备末橼桂林，始获识左丞梁公之曾孙府铃辖律，爱其有前辈风度，相与光，暇日从容及籍中名氏，因谓欲刻诸石，使垂传。夫前此一时之屈，而后此万世之伸，其所得孰多，然惟是焉。计浅之为丈夫耳，非所施于昔贤，特碑苟无恙。彼小人者有所瞒惠，其污蔑君子，本以利己，浮说定罪，恶反易位，而至于我，生遗家祸，死贻鬼诛，盖至严其邪心，要必少浚明，斯举也似不无补。岁九月旦，吉川饶祖尧敬跋。”此碑后还附有一段明代的题跋诗：“元祐由来五百秋，党人姓字此间留。中衰宋室匡攸定，贝锦谗言谮不休。岩石坚刚胜竹帛，薜萝掩覆若金瓯。贤良自是流芳远，追贬徒劳奸佞谋。”可见后人对元祐党人的推崇与赞誉。此碑磨崖为后人所重视， “人争拓之” 。历八百余年，仍高悬崖壁，字迹清晰，书韵别具，且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历史、文献价值，为后人研究宋代历史特别是宋代党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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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刘松年唐五学士图 106.6cm×174.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党禁极为恶劣的环境中，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学术”为世人所重。从以下两则逸事中可窥知一二：“东坡诗文，及身已盛行。当徽宗禁锢苏、黄集甚严，至有藏于衣褐，间道出京，为逻人所获者。”“东坡既南窜，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诏从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祸，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坡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 。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见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苖仲先者，适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忽语僚属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碎之，人闻石毁，墨本之价益增。仲先秩满，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有禁而不止， “藏于衣褐，间道出京” ，这是对禁“元祐学术”的莫大的嘲讽；“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 ，苏轼之文为贵游者争相崇尚；而苖仲先摹印苏轼《黄楼赋》数千本， “所获不赀” 。此二则故事的真实性已无从知晓，但可以窥探出南宋文士们对苏轼及“元祐党人”具有普遍的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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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苏轼邂逅帖（又称《江上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祐文人精神是一种集士大夫学问、道德与文人审美于一体，融合儒、释、道三家哲学内涵，既受文人们景仰又亲近生活的状态。这一文人精神传承着中国古代文化基因，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是对元祐文人精神的直观呈现。他们或会聚于木石水溪之间，或围坐在芭蕉古松之下，赏画、题诗、品茗、参禅、说道，把文章道德、人伦义理杂糅于生活趣味之中，鲜活中见真趣。黄庭坚曾评苏轼书为“石压蛤蟆” ，苏轼又讥讽黄字似“死蛇挂树” 。然而在哲宗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张浩邀请黄庭坚一起品鉴《黄州寒食诗帖》，山谷则题跋赞云：“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可见苏、黄二人之间的至真情感与各自艺术性情的真实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