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字画|刘超：“元祐党籍”碑刻与元祐文人精神 ——兼谈“苏学”“苏字”在南宋的传播( 二 ) 元祐|元祐文人

崇宁二年九月，又有“臣僚上言：近出府界，陈州人士有以端礼门石刻元祐奸党姓名间臣者。其姓名朝廷虽尝行下，至于御笔刻石，则未尽知也。欲乞特降睿旨，具列奸党，以御书刻石端礼门姓名，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 。因地方“未尽知” ，为了使“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都可以知晓，第二次进行了“元祐党籍”碑的书刻。
祟宁三年六月，有书诏：“复位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郊等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六月壬戌(二十一日) ，蔡京奏奉诏，令臣书元祐奸党姓名。恭惟皇帝嗣位之五年，族别淑愚，明信赏罚，默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定功，彰善瘴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李梯继述之志！谨书元祐奸党姓名，仍连元书本进呈」。”此次碑刻内容由蔡京亲自书写并面向全国各州县官府，使之通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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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李公麟维摩演教图 207.5cm×34.6cm 故宫博物院藏
蔡京主持《元祐党籍》碑的建造，不仅是为报复党争中的守旧派，同时也为对变法派中与自己政见不和者进行迫害。例如，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及变法派人物李清臣等人，因得罪蔡京，竟也被打入“元祐党籍” 。党争由最初的政见之争衍化到后来的人身攻击、残酷迫害，甚至发展到对其后人一并进行打压。章、蔡二人不仅仅是北宋党争的推动者，而且是使党争的性质由争斗转向人身迫害的始作俑者，他们不余遗力地打击元祐大臣及其追随者。《元祐党籍》碑颁布到朝野之后，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一批有威望、有学养的饱学之士定为奸党，并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也不许其参加科考，碑上列名的党人一律“永不录用” ，引起朝野上下文士们的强烈不满。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北宋徽宗朝甚至南宋高宗时代。以章、蔡为代表的执掌朝政的南方官僚集团，分别于一〇九三年和一一〇二年对以北方世族为主的变法反对者进行大清洗，以后一次尤为广泛和惨烈。
崇宁四年(一一〇五)九月，在朝野舆论压力之下借名九鼎铸成的大庆大赦天下， “诏元祐奸党，久责遐裔，用示至仁，稍从内徙，应岭南移荆湖，荆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 。崇宁五年(一一〇六)正月发生星变，宋徽宗被迫下令毁碑， “诏毁元祐党人碑” 。又诏：“朝堂石刻，已令除毁，如外地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至此，朝府、各郡县之碑刻荡然无存，可谓人心所向，天命使然。
【书法字画|刘超：“元祐党籍”碑刻与元祐文人精神 ——兼谈“苏学”“苏字”在南宋的传播】建炎南渡，赵构建立了南宋政权，为稳定人心，大开党禁，有褒赠追复党人官职及推恩其子孙的政策，而其依据即为党籍碑。由于党籍碑已禁毁殆尽，这就使得南宋时期党人之后纷纷收集党籍碑碑拓，甚至重新出现一些不避冒犯徽宗而重新树立党籍碑者，他们借此揭露蔡京罪状并表彰自己的祖宗，以身为元祐党人之后为荣。因此，南宋有多处重刻“元祐党籍”碑的活动。现存的有广西桂林龙隐岩的《元祐党籍碑》，此碑非宋徽宗时所遗留，而是时隔九十余年之后于南宋时重新刻制。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也有重刻的《元祐党籍碑》，可惜已毁于十年动乱中，但还有拓本流传。在文献方面，光宗绍熙年间的《挥座后录》卷一所载：“近日扬州重刻《元祐党人碑》。”元祐党禁与南宋文士对“元祐精神”的接受值得深入探究，对梳理南宋文艺思潮中审美脉络的发展具有极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