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字画|刘超：“元祐党籍”碑刻与元祐文人精神 ——兼谈“苏学”“苏字”在南宋的传播元祐|元祐文人

_原标题：刘超：“元祐党籍”碑刻与元祐文人精神 ——兼谈“苏学”“苏字”在南宋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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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之前，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且具有昭告天下意义的刻碑活动。第一次是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大秦帝国之后，命丞相李斯主持整理篆体文字（即“书同文”），伴随其出巡所立《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刻石》《会稽刻石》等。第二次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一七五）蔡邕主持的石经刻制工程，为校正儒家经典文本及建立隶书书写规范，把儒家七经书刻立石于洛阳太学，史称“熹平石经” 。第三次是在唐文宗时期，以楷书字体书刻儒家十二部经典，共刻碑一百一十四块，立石于唐长安城国子监内，史称《开成石经》。秦代刻石使人感受到“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 “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 ，以及群臣颂德、昭示万代皇权。后两次刻碑活动，一个发生在东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的大环境中，一个发生在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兴盛发展时期。两次立碑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书刻文本，且立石于当时官方最高学府，同时又以其时的官方通行书体刻写。中国书法史上，汉隶与唐楷在演变与发展上最契合官方表达与艺术审美。如《熹平石经》与《开成石经》的书刻，不仅是对儒家经典文本的匡正，也在书写上建立了的规范。因宋代之前印刷技术尚不发达，勒石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同时又具有昭告天下、恩泽世人的神圣职能。
“元祐党籍”碑诞生于印刷水平高度发达的宋代。它并没有使用下达文书、诏书时的纸绢材质，而是依仗皇权政治书刻勒石来告示天下。“元祐党籍”碑的书刻、毁禁、重刻，在宋代演绎出一段值得后人品评、追述的历史故事。笔者试以此类碑刻为主题，从党争下的文人、士大夫的荣辱观之变迁来了解元祐文人精神的塑造过程，并研究这种文人精神对“苏学”的影响及“苏字”在南宋的传播。
一 “元党籍”碑的书刻、毁禁和重刻始末
北宋元丰八年（一〇八五），宋神宗去世，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务。同年，司马光任宰相，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恢复旧制。元符元年(一〇九八) ，哲宗亲政，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重掌朝政。由此，北宋开始了以王安石变法为起点的新、旧两党之争。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 。这种斗争到宋哲宗后期和徽宗时尤为激烈。崇宁元年（一一〇二），宋徽宗用蔡京为相，重又崇奉熙宁新政。崇宁元年九月，宋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祐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遂蔡京将司马光、文彦博、吕公着、范纯仁、范纯礼、苏轼、苏辙、晁补之、黄庭坚等人列为“元祐党” ，并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北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为相，将元祐、元符年间因与自己政见相左而结下私怨的三百零九名文武官员(如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等)一律归类并定罪为元祐奸党，列写名单并以刻碑的形式告示天下，史称《元祐党籍》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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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党籍碑拓片
起初，由宋徽宗赵佶下诏，刻石立于文德殿门之东壁，公示于众。即崇宁元年九月己亥(十七日) ， “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端礼门” 。这是皇帝亲定并亲笔书写的第一个元祐党人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