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美欧研究」金玲：阿富汗危机与欧美关系的疏离态势( 三 ) 迪拜

另一方面，阿富汗危机进一步凸显欧美对外行为方式的差异。伊拉克战争时，美国外交政策评论家罗伯特·卡根就曾表示， “欧洲人来自金星，美国人来自火星，美欧对外行为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欧洲一直强调综合性安全理念，其中“国家建设”是重点。 2003年，欧洲第一份《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没有任何一种威胁可以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需要运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混合政策工具加以应对。此后，无论是对周边还是非洲，欧盟对外政策的行为方式都凸显了“民主—良政—安全—发展”的逻辑，即通过以“民主促进”为核心的“国家建设” ，实现安全和发展目标。尽管2016年欧盟的安全战略对“民主促进”进行了务实调整，但加强周边国家的所谓“韧性”依然是广义“国家建设”的目标。
欧洲在阿富汗的存在主要是经济和民事力量，通过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培训政府官员和警察体现其综合安全战略，也是“国家建设”的路径。所以，当拜登强调美国在阿富汗的根本利益是反恐而非“国家建设”时，欧洲认为这反映的是美国军事反恐的思维。尽管阿富汗战争让欧洲人反省其“国家建设”的目标，但不会改变自身综合反恐的理念。不仅如此，当美国的一切对外政策均服务于大国博弈目标、为了大国竞争日益抛弃“国家建设”时，欧美对外安全政策从理念、目标到行为都会渐行渐远。
阿富汗危机凸显美国构建“民主同盟”的虚伪本质
拜登上台以来力推价值观同盟，希望通过所谓“民主对抗专制”的话语构建，以价值观为纽带团结盟友服务于其大国博弈的目标，并以此推动召开所谓“民主峰会” 。美国构建“民主同盟”的主张在欧洲一直引发争议，不仅因为欧洲担心这一主张会触发新冷战，使自身沦为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发生民众冲击国会事件后，欧洲人对美国的民主体系丧失信心。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美国大选后发起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崩坏。阿富汗危机中，美国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取向以及欧美在阿富汗推进民主的失败，都充分暴露了美国构建“民主同盟”的虚伪本质和局限性。
阿富汗危机凸显美国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外交，削弱了美国的信誉。拜登一方面在竞选时将所谓的“维护人权、促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另一方面却公开否认对阿富汗的妇女、儿童权益负有任何责任，这显示出其价值观外交的虚伪。在为“喀布尔时刻”乱象辩护时，拜登更是毫不掩饰地表示“我们在阿富汗唯一的重大国家利益是，并且一直是预防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的袭击” ，指出“不会在一场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冲突中无限期地停留和战斗” 。拜登的辩护中无涉民主，只有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充满冷战思维的大国竞争，表明其所谓的人道主义、民主、人权外交仅是服务于美国现实利益的工具。阿富汗危机中美国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外交，连欧洲的核心安全关切都难以顾及，又怎能让欧洲信服美国会致力于维护价值观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时任德国联邦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吕特根就表示，美国的行为严重打击了西方的道德和政治信誉。
阿富汗乱象也给拜登的所谓“民主峰会”蒙上阴影。 20年的“民主促进”以混乱收场，是西方“民主促进”的又一次失败。阿富汗战争再次表明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是战略透支，民主无法从外部强加，其失败严重削弱了西方的价值观外交。博雷利认为，阿富汗失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美国推动召开所谓全球“民主峰会” ，但“喀布尔时刻”乱象让其处境尴尬。拜登曾表示加尼的阿富汗政府是新兴民主政权，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呼吁“为民主而战” ，如今在国内政治和地缘战略考量下弃之不顾，表明美国“民主同盟”并非为了民主，而是为了美国，也验证了此前欧洲对美国推动“民主同盟”的担忧。
2021年10月29日，美国总统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晤。这是双方在“潜艇危机”后进行的首次会见。（IC Photo图片）欧洲战略自主态势将进一步强化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直存在战略自主意识，因此有了早期的政治和防务共同体尝试，以及如今欧洲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进展。但因长期受制于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和对美国安全依赖的惯性，欧洲在安全领域的战略自主进展有限。欧洲防务与安全一体化的历史表明，美国作为重要的“他者” ，一直是欧洲共同防务与安全政策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科索沃战争中，欧盟启动了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在伊拉克战争中，欧盟出台了首份共同安全战略；特朗普执政时期，欧盟加速了安全和防务一体化，不仅正式启动了永久结构性合作框架，还就欧洲防务基金的设立以及协调应对信息战等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