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张图读懂“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背后逻辑( 三 ) 首提“生育政策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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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客观原因，还有一些主观原因。
那就是照料压力、养育成本、女性的职业发展，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约束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育儿成本方面，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3.2% ，普通高中生均家庭教育负担率达到26.7% 。另外，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比例较高，约达到家庭教育支出的1/3 。
房价高企等因素进一步压抑了生育意愿。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葛玉好在《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2019）中指出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 ，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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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本压力，担心无人照顾孩子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我国托育机构服务还尚需完善；另一方面，当前女性越来越重视追求职场中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与照料幼儿有着天然的矛盾。
国家统计局网站刊登的署名文章称，受教育程度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初中及以下职业女性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是55.8% ，高于大专、本科及以上的职业女性。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研究生招生女性占比在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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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一：老龄化加速、社会负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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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相继进入老年期，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已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民政部预测， “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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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联合国的标准，我国在1999年时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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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攀升至18.1% 。
这意味着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大量人口步入老年期的同时，新出生人口一直在降低，此消彼长，加剧我国社会老龄化的步伐。
相应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逐渐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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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劳动人口增长乏力，老年抚养比上升至2019年的17.8% 。也就是说， 1名老年人需要约6个劳动年龄人口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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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年龄人口“上有老下有小” ，生活负担不断加重，开销变大。
东兴证券研报指出， 2011年后，中国总抚养比转为上行，国民储蓄率出现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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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家庭和个人的压力，社会负担也在增加，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公共支出快速增长。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9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65195.9亿元，占GDP比重为6.58% ，较上年增长0.15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