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 ， 我们也不能否认“全面二孩”政策发挥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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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 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 ， 但由于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 ， 最终出生人口数比上年减少63万 。
这意味着 ， 若不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对冲 ， 我国出生率可能进一步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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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育龄妇女减少、初育年龄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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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以来 ， 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已成为趋势 ， 是出生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 2019年育龄妇女人数比2018年减少500多万人 ， 其中 ， 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600多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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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总和生育率也直接关系生育率 ， 该指标是指在育龄期间 ， 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 。
据世界银行数据 ， 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965年达到峰值 ， 于上世纪90年代步入低生育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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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达国家经验看 ， 总和生育率降低是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现象 。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 2018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为1.42 ， 法国为1.88 ， 美国为1.73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称 ， 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 ， 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 2065年人口减少到11.72亿 ， 相当于1990年的规模 。
在我国传统观念下 ， 生子不仅仅是生子 ， 它还包含了婚姻观 。 因而 ， 结婚率的波动也影响新生儿的数量 。
2018年 ， 我国粗结婚率（
年度结婚对数与总人口之比
）
创下十年来新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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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粗离婚
率（年度离婚对数与总人口之比）却
急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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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数也呈倒“U”字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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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结婚年龄可发现 ， 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年龄推迟 。 东兴证券援引2017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 ， 统计得出2006至2016年我国育龄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均向后推迟了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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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可能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后移” ， 即近期出生人口数量继续下降 ， 还将影响产妇的规模——推迟生育年龄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生育能力 。
在生育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情况下 ， 加之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 ， 男女不孕不育比例呈现上升态势 。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 ， 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的1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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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二：想生不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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