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研究」王学东：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副手”情结( 三 ) 美国|英国

从领导层到普通民众，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深层次价值判断、国家认同、外交自主性等具有高度一致性，那就是：坚持稳固并发展澳美同盟，主动发挥澳美同盟的效力，与美国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显而易见的是，澳美同盟是一种不对称的同盟关系。此种“不对称”不仅是一种战略资源和能力的不对称，更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对称。
美国学者基欧汉在《国际政治中的小国》一书中写道，考察某个国家的战略定位，不仅仅要考察那些客观因素，还应该增加主观的“心理维度” ，也就是说，要关注某个国家领导阶层如何看待自己国家所扮演的“体系角色” 。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说过，伟大的政治家应该成为时势的创造者而不能成为时势的俘虏。从地缘政治角度讲，澳大利亚本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对其“安全”问题形成利好。澳本可以与盟友美国尝试拉开一定距离，采取较为客观的立场与姿态，在国际秩序中担当调解人的角色。纵观澳大利亚历史，尽管有过努力与尝试，终归在国家利益与身份认同方面存在“路径依赖”的缺憾，大部分民众沉浸在传统的历史文化血缘当中，领导阶层没有能力和魄力去引导改变方向，与时俱进地塑造新的政治价值观。结果是，澳始终走不出为“大英帝国”或“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看守“南大门”的自我认知和定位，为霸权体系的领导国家充当“副手”或“急先锋”也就在所难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战略缺憾” ，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巨大转变的新时代已经转变成为“战略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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