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研究」王学东：澳大利亚对外战略的“副手”情结( 二 ) 美国|英国

不仅如此，澳还积极为美国排忧解难，是美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得力助手。无论是当年越南战争的难民处置，还是9.11事件后国际反恐战争的难民接纳，澳政府顶住国内各方的广泛质疑，任劳任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亚太” ，继任的特朗普政府又实施“印太战略” ，推进“神经质”式的反华动员，澳都积极配合美国以证明自己的“战略价值” 。有中国学者指出， “印太”的概念并非澳首创，但澳主动对号入座，积极阐述、倡导并身体力行。
今年9月美英澳宣布成立的AUKUS ，第一项措施是美英计划助澳装备核潜艇。此事不禁令人想起1962年肯尼迪政府曾提议美与盟国共同建立“多边核力量（MLF）”的计划。该计划由于美同盟体系内部矛盾重重而最终流产。 9月22日联大会议期间，拜登在与莫里森双边会晤时再次强调“没有比堪培拉更亲密的盟友了” ，莫里森则回应称澳美“一直保持着对自由世界秩序有利的伙伴关系” 。遥想1972年，当美国的全球力量开始战略收缩之际，基辛格曾半开玩笑地说， “当美国的盟友是最倒霉的” 。
“中等强国外交”迷梦澳历届政府——不论是自由党的、还是工党的，均笃信“中等强国外交” ，致力于在国际上发挥此等作用。但是，澳获取“中等强国”的路径并非秉承国际公认的原则和立场，而是力图采取“追随战略” ，甚至将自己的国家利益建构在英美利益的“闭环”之中，试图通过做美“副手”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澳学者休·怀特对何谓“中等强国外交”给出界定：所谓“大国” ，就是那些能够塑造国际秩序的国家；“中等强国”则是在特定情形下塑造国际体系运作方式，从而保护自身利益的国家。也就是说，作为“中等强国” ，可以在相互竞争的不同阵营之间采取一个相对中立或超然的立场，甚至可以成为双方沟通的桥梁。从以上界定看，澳表面上有充足理由和信心追求所谓“中等强国”地位，但从累积起来的实质效果看却既没能力，更缺决心。澳在一战期间就是英国的“前锋” ，二战时期更是美英不折不扣的“看门人” 。冷战后的澳大利亚基本上是追随美国。无论在何历史时期，澳均不能从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主体价值层面出发思考问题，跟从甚至盲从英美是其“价值惯性”使然，也是“路径依赖”心理的结果。
客观而言，澳在历史上也进行过多次尝试。在联合国筹建过程及最初活动中（如旧金山制宪会议），澳曾与其他国家合作扮演“中等强国”角色，取得一定效果。在联大众多议题讨论中，澳围绕禁止核试验、防止核扩散、加强环保等问题提出的动议也总能得到其他中小国家支持。另外，澳政府的政党轮替也会产生不同的外交政策取向，相应适度变更战略重点。曾任联合国高官的澳前外长埃文斯近期不断提醒澳政府领导层，呼吁突出国家利益的“自主性意识” ，认为澳应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领导作用” ，要有“独立于大国”的政策和立场。
中国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相比自由党，澳工党执政期间会比较主动地推行“中等强国外交” ，更倾向于以“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将“中等强国”的追求与澳自身利益紧密联系。譬如， 1972年惠特拉姆当选总理后一个月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主动从越南撤出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 1989年霍克总理首倡亚太经合组织（APEC），霍克政府时期的外长海登则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中以积极认真而负盛名。 1990年代埃文斯外长积极参与柬埔寨和平进程，基廷总理提倡“融入亚洲” 。进入21世纪，会讲中文的陆克文总理提倡“亚太共同体” ，女总理吉拉德提出“亚洲世纪”构想。
但正如中国学者崔越所说，工党的执政历史非常短，很难有更大作为。更为核心的是， “澳美同盟在澳大利亚外交中的基轴地位”是澳所有政治党派的核心共识，历届政府不敢越雷池一步。想当年，霍克政府以中立的立场努力促成了美苏签署《中导条约》，引发世界赞誉。霍克毫不隐晦地说，他这样做，是因为“澳美盟友关系始终是我们的核心，这一点毋庸置疑” 。就算是在历史上谋求“融入亚洲”的过程中，澳外交也无法摒弃充当西方价值代言人的傲慢和冲动，也不能在与印尼等邻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当中展现谦和姿态，因而深为包括东盟在内的亚洲国家所疑虑，始终无法获得亚洲国家的充分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