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3位大佬是如何决裂的，叶胜舟：鲁迅、傅斯年、顾颉刚( 二 ) “九·一八”事变前夕

“五四运动”前三天，傅斯年又在《新潮》上称赞， “《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 ……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 ”其实， “鲁迅”、“唐俟”都是周树人的笔名。一般而言，周树人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署名“鲁迅”；发表杂感和新诗，署名“唐俟” 。
1919年4月16日，鲁迅回函傅斯年，自谦“《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 。同时对《新潮》办刊提出多条意见，如：纯粹科学的文章“不要太多”；最好是“对于中国的老病刺它几针” ， “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将、战友，无论是鲁迅的“呐喊” ，还是傅斯年的“新潮” ，都有一个默契的共识：“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破破中国的寂寞。 ”
傅斯年恃才傲物，领袖欲很强。留学前，他相对收敛，对鲁迅以师礼恭之敬之，回函鲁迅，落款是“斯年敬复” 。留学时，已流露出对鲁迅不敬，或者说鲁迅的光环，对他而言已不复存在。他致函罗家伦说， “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轻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 ”（按：通伯为陈西滢字，大周指周树人，二周指周作人）留学后，傅斯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羽翼未丰，就与中文系主任、教务主任鲁迅直接过招，正面冲突。 1927年6月27日，顾颉刚在致傅斯年信中评论，傅在中大“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籍，遂成一校领袖，虽鲁迅不能胜也” 。
傅斯年在朱家骅的坚持下，不顾鲁迅的坚决反对，坚持要把鲁迅“向来瞧不起”、“眼中钉”的顾颉刚，聘为中大教授， “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 。 1927年4月初，听到顾可能要来风声的鲁迅，就在中大扬言：“鼻来我走”、“顾某若来，周某即去”、“他来我就去”；同时抱怨“傅拜帅而鼻为军师，阵势可想而知” ， “先前竟想不到（傅）是这样人” 。
顾颉刚心中有数，他能顶住鲁迅的强压，进入中山大学，幸亏“骝先先生（按：朱家骅字）及孟真相待之厚” 。他向胡适老师报告， “来粤后，孟真强我为史学系主任”；也自嘲在厦大、中大“到处受排挤，精神上没有一天安宁” ， “我真不知道前世作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 。
鲁迅不仅与顾颉刚的矛盾难以调和，更与朱家骅、傅斯年和中山大学校方的政见分歧日益扩大。 1927年至1928年，国民党用暴风骤雨的手段血腥“清党” ， “对国民党的不同态度（傅斯年赞同，而鲁迅反对）使他们逐渐疏远” 。时任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源回忆：“我曾见傅斯年与鲁迅吵闹，傅大哭大叫。 ”
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之后，留守广州的李济深、李福林等发动“四·一五”清党。 4月15日，中大学生被捕数百人。下午，鲁迅以教务主任名义召开营救被捕学生的紧急会议，说：“我们应当像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把他们保出来。 ”
坐在鲁迅对面的朱家骅反对：“学生被捕，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与政府对立。 ”鲁迅反驳：“‘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罢工罢市，那时候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时候的人，都是‘北大派’ ，为什么现在成百成千的学生被抓走，我们不营救呢？”朱家骅继续坚持：“那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是我们自己的天下，教育要有领导地进行。 ”
紧急会议不了了之。 4月18日，顾颉刚抵中大，火上浇油又刺激鲁迅。 4月21日，鲁迅提出辞职。傅斯年随即因鲁迅反对顾入中大、学生抱怨他挤走鲁迅，也提出辞职。鲁、傅两人各自以辞职要挟中大，主持校务的朱家骅是“和稀泥”的高手：准许鲁迅请假离校；派顾颉刚携款到上海、北京为学校收购旧书避风头；又让学生表决鲁、傅、顾的去留。三人皆名师， “中大学生开会结果，主张三人皆留” 。鲁迅负气未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