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不说“假话”写不了作文，语文教育哪里出了问题？( 三 ) 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构建自己精神花园的

教师的能力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韩健曾应社会教育机构邀请到全国各地高中做考高冲刺准备的讲座，在一些中学的早读课上，她看到有语文老师抄了一黑板的成语和近义词辨析让学生背诵。 “这些所谓的积累都不能算是写作可用的砖块，而是砖粉，抄板书、记词语的做法太过低估一个高中生的学习能力了。 ”韩健说。
“不要用自己的学识限制孩子，学生被动去记忆老师讲的内容，是没有感触的。 ”董玉亮介绍说，北大附中的语文课是翻转课堂，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 2014年秋季起，董玉亮新开设了一门《鲁迅作品选读》（下文简称《鲁迅》），每次上第一节课前两到三周，他都会把近两万字长的《回忆鲁迅先生》布置下去，让学生提前阅读，课上分享一处文中最有感触的地方，二十多人的小班课堂上，每人说一点，刚好一节课60分钟。
起初董玉亮也会担心，文章中有价值的内容会被学生忽略，但他很快发现，这堂课的价值是学生分享读书的体会和感动，远比老师讲得多精彩深刻来得有意义，学生讲完，会盼着上第二堂课，而老师讲得再精彩，学生也不会对课程有更多期待。 “作为老师，从教育精神和道义上，都不可以剥夺孩子思考和表达的权利。 ”董玉亮说。
精神价值的失落
李梓新的少年三明治课上的小学生经常下意识地区分“哪些东西不可以写”“有些东西写了可以得高分” ，课程总监、80后上海作家许佳分析说，孩子们很可能是从老师读的范文、看的作文选中总结出的规律，这其实是一种惰性思维，觉得这么写就行了，直到学校要求更多的时候才会走到下一步。 “对很小的孩子说，写作就是这个样子的，与他们的真实情感不相关，他们很困惑，很快失去兴趣。 ”许佳说。
作文该怎么写？语文教育该怎么教？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问题。 1997年，一位从浙江来到北京教书的中学语文老师王丽感慨“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她将教材陈旧、考题荒谬等现象整理成《中学语文教学手记》一文，发表在刊物《北京文学》上。王丽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与同期发表的另两篇反映中国语文教育弊端的文章一起，在21世纪到来之前引发了一场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并促成了1999年开始的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改革。
当年最令王丽苦恼的是教材的陈旧与落后。那时高一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约一半编选篇目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作文教学的公式化、教条化更是让王丽觉得“不可思议” 。教学参考书提供的分析公式几乎可以套用在每一篇议论文课文上，即“提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王丽称之为“三股文” ，且很多议论文篇目很不接地气，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是以议论的精辟、言辞犀利或审美价值引发读者思考或美的感受，当时的高考作文题目也是“三股文”套路。
当时的语文教材已经经过一定改良。此前，语文更看重政治性和教化作用，甚至一度没有教材， 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逐渐转向对语文知识和读写能力等工具性的重视。这原本是好事，但过于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语文逐渐沦为“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的应试教育，忽视了语文本身的人文性，缺少人文关怀。
应试环境下，学生缺少宣泄渠道。时任《萌芽》编辑孙悦在《“新概念作文大赛”是如何萌芽的》一文中回顾，当时杂志销量下滑，面临市场困境，几经改刊最后决定“重新回到青年中” ，以“提高学生文学修养”为目标。编辑部很快也发现了当时语文教育的问题，即只重视语文知识的量化，忽视了从文本和人本角度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学生死记硬背、套话套作、所想不能表达。为什么不针对想象力丰富的高中生搞一个类的征文大赛？“新概念作文大赛”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