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春秋时期是一个质朴、浪漫、风雅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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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周一代“德”“政”统一的“德治体系”与粲然的礼乐文化使得春秋时代的贵族君子们内具高雅的贵族品质，外显彬彬儒雅、威仪抑抑的贵族风度；
而《诗》的广为传播则为春秋时期旷世独绝、气象舂容的赋诗活动提供了蓝本。概而言之，春秋时期的“风雅精神”主要表现为高雅的贵族品质、优雅的外在风度与文雅的赋诗活动。
《左传》所记载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春秋时期的贵族，他们所独具的贵族品质，令后人无限向往与敬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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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言：“《左传》对于当时各国的国内政治，虽记载较少，而各国贵族阶级之私生活之记载，则流传甚富。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
《左传·成公九年》第一次对贵族君子所要具备的品质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不背本……敏以行之。 ”即“仁”“信”“忠”“敏”的品质。
《国语·周语下》中也概括了先秦时期贵族须遵循的一些准则：“夫敬，文之恭也……这些品质在先秦贵族身上多有所体现”等品质，是西周以至于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精髓，是当时贵族所普遍尊奉的价值观念，他们尊礼守礼、重信守信、公忠尚俭、谦让和顺，以高度自觉的道德自律构建了贵族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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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礼运》云：“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 ”
太史公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言：“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
太史公认为， “礼”的作用十分巨大，是治国家、经伦理的重要手段，守“礼”则可使君臣、父子上下相孚，而《春秋》则是“礼义之大宗” 。此外，杨伯峻先生也曾统计过《左传》中的“礼” ，共出现过462次。
可见，无论是《春秋》还是《左传》，都极其重视“礼” ，将礼奉为最高准则。从总体上来说，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礼乐文化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和僭越，但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兴起，此时仍是礼乐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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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 ”将“礼”与天地并称，则“礼”在春秋时期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与此同时，春秋也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一时期尊礼与僭礼的矛盾关系，正如傅道彬所言：“一方面表现为礼乐文化的被僭越、被曲解、被破坏，同时这也是一个礼乐文化被强调、被坚持、被普及的特殊时代，僭越的是制度层面，普及的是精神层面。 ”“礼”虽在制度上遭受僭越与亵渎，但春秋时期的贵族们在精神上仍以“礼”为普遍尊奉的行事准则。
鲁隐公三年，卫国大夫石碏谏卫桓公宠公子州吁言：“贱妨贵、少陵长……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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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遵守礼制大到可以使君臣之间和睦，小到可以让父子兄弟之间和顺有序，而违礼则会招致祸患。
这种以“礼”为尚的价值观念为《左传》中的尊礼定下了最早的基调。春秋时期的士人们将“礼”视为“天之经，地之义” ，都在极其谨慎地遵守这一套礼乐制度，稍有不慎，就会蒙违礼僭越之名录于史册之中，即太史公所言之“蒙首恶之名”与“陷篡弑之诛” 。
鲁文公四年，卫国大夫宁武子聘鲁，鲁文公燕享之际为之赋《湛露》、《彤弓》。宁武子无所言，也不答谢。
鲁国使行人问其缘由，宁武子言：“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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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武子认为，《湛露》是诸侯朝贺天子时所用燕享之乐；而《彤弓》则是诸侯与天子同仇敌忾，听从天子之命以勤王师，为天子答谢之乐，自己身为一国之大夫，天子之陪臣，不敢受天子享诸侯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