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明朝的军事资源动员方式：以土木之变为中心

明代人口“毕以其业著籍” ，不同户籍从事不同职业，负有不同义务，提供相应的人力和物力。就国防而言，民户主要提供粮草、民壮、养马、运输军事物资、修筑城堡、军械制造等所需的人力和物力。
卫所制寓兵于农，旗军既承担军事任务，又通过军屯方式生产屯田子粒、草束等物资；军户要提供余丁帮贴和军装费用，这是以军事编制强制地将人力动员和物力动员结合起来。匠户也是通过强制征发进行军事物资的生产。
灶户生产的食盐由国家进行专卖，商人通过开中法以物易盐，将所需物资输送至指定地区。可见，明初所建立的军事资源动员方式是建立在对整个社会的超经济强控制基础上的，具有强制性、实物性、劳役性、非市场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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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补充的开中法虽然通过市场进行调节，但食盐专卖制度和开中地点的指定表现出半强制的特点，而且保持了以物易物的实物性，缺乏货币的参与。这种体制下物资无法长期储积、难有较大存量。
而半市场的开中法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源的临时、临事集中动员，史载“成祖即位，以北京诸卫粮乏，悉停天下中盐，专于京卫开中……不数年，京卫粮米充羡。 ”通过这样的资源动员体制，太祖和成祖能在明初残破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完成大规模人力和物力动员，取得了一系列国家建设和军事上的成就。
土木之变使明朝的兵力、物资都遭到了严重损失，要求朝廷在短时间内聚集兵力、物力以对抗瓦剌。如此急促的动员要求，强制征发是对民众的额外榨取，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导致本已不稳的国内发生新的连锁反应，这不是需要长时间积累和政权平稳运行的旧体制所能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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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危机，明朝不得不改变军事物资的动员方式，当时礼部尚书杨宁的总结有五：“或曰军运，或曰民运，或曰纳粟冠带，或曰开中盐粮，或曰银货杂买” 。军运指军队自行运输的补给，作为军事任务无需赘言。
民运指民运粮，是赋税和徭役结合起来的军饷供给制度， “明初，各镇皆有屯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民运者，屯粮不足，加以民粮。 ”开中盐粮指“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 ，是利用商人和市场的力量动员物力。这三者是旧体制的内容，不再赘言，后两者代表军事物资市场化动员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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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粟冠带
“纳粟冠带”即捐纳，伍跃认为“景泰元年开办捐纳的目的是为了筹集保卫北京以及北部边防所急需的粮草和马匹” ，随后“不仅在筹集军饷方面继续推行捐纳，而且将捐纳推广到军饷以外的其他行政和财政领域，并且从北京及其周边推广到全国。 ”
就资源动员而言，捐纳是朝廷用冠带、资格、出身这些政治身份购买社会的经济资源，是以市场手段进行的资源动员，这些资源包括物力、运力和兵力。土木之变中，朝廷要求纳粟者将物资运输到指定地点，是以冠带同时购买物力和运力。
如宣大纳粟冠带则例规定“舍人军民有输米豆二百五十石，或谷草二千束，或秋青草三千束，或鞍马十匹于大同宣府助官者，悉赐冠带以荣其身” ，这是国家在同一则例中收购多种物资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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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急缺马草，户部请“敕吏部暂令听选官并承差有能输草千五百束，办事官输草二千束者，即时用。应降者加输千五百束，复其原职。当该吏输草千五百束，办事吏输草二千束者，即与冠带，挨次选用。应重者加输五百束，亦与冠带” 。
这是紧急单独上纳一种物资的例子。紧急情况下国家加重所授予政治身份的价值，甚至即时授予官职。景泰元年三月则进一步由户部出榜将捐纳规模扩大至全国范围，包括商人在内的所有军民，按用兵处和不用兵处、全数和半数制定则例。
次日将所需物资扩大为梗米、粟米、料豆、谷草、禾草、鞍马、走递驴及驴鞍、牛，要求送到保定府及易州各驿站。前者是全国通盘的考虑，后者显然是为战事而准备的，商人获得了以财富获取政治身份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