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小孩被选中做医学实验，由妈妈亲手送进实验室( 二 ) _母婴亲子

我们甚至会把这些活着的“超级警察”们再输回杨杨的体内，让它们与肿瘤细胞打仗。
只要能打赢，杨杨就能活。
这个治疗技术在美国上市后，一次的花费是47.5万美元。
可在2015年的11月，它才刚被引进中国，我们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也是2016年前后才通过CD19阳性（杨杨体内的肿瘤细胞类型）的CART细胞治疗试验，并正式启动了这个项目——这意味着，中国的孩子还没有试验过。
这是一次未知的豪赌，杨杨就是那个“吃螃蟹的人” 。
一旦“赌输了” ，杨杨被迫处于“战备状态”的免疫强度比正常状态强很多，不仅可能发烧、头痛，甚至会肝肾功能异常、缺氧、低血压、抽搐。
严重时，杨杨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不敢怠慢，解释完试验后，又一一说明了风险。没想到，杨杨的妈妈眼睛里依旧燃起了希望的光，她立刻说同意要做，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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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杨杨妈妈开始频繁问我项目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
棘手的是，哪怕项目可以开展，杨杨还要翻过几座“大山”——现在杨杨的体内，血癌细胞正顺着血液流经的地方，啃噬着他全身的免疫系统。
病菌与真菌因此有了可趁之机，像霉斑一样侵蚀着杨杨的血肉和脏器，他几乎每天都因严重的感染而发烧。
在感染肆虐的身体里直接打进去活的细胞，几乎就是送死。我们要调治好他的肺炎、控制住他的感染，才能够放心地让那些治病的“试验品”进入杨杨体内，杨杨才能获得参加试验的资格。
为了人为地控制这些细菌，我们需要一天三次地帮杨杨去上抗感染的药物。因为病菌太过狡猾，我们隔几天就要更换一次药的种类，去“碰碰运气” 。
这期间，杨杨的骨髓——体内重要的“造血工厂”——也被癌细胞挤压、占领，已是“一片废墟” ，无法自己造血。
除此之外，护士时不时还要帮杨杨输点血液，维持基本的血液需求。
为了检查杨杨体内的肿瘤细胞在这段时间里又多了多少，有没有变异，我们还要定期给杨杨做骨穿。用一根长长的穿刺针，从他小小的身体里垂直打进，穿过骨膜，打到骨头里，抽出一小部分骨髓。
这个过程极疼，是我最心疼杨杨的时候。开始几次，杨杨只是皱眉头忍着，后面几次疼痛加剧，他都疼得蜷成一团，忍不住叫好痛。
但杨杨逞强说自己是个11岁的大孩子了，虽然每次都叫，却忍着配合我们，忍得头上沁满汗珠。
抗感染的药物一换就是几个月，杨杨在这个期间反复发烧，每次骨穿时都会发现肿瘤细胞增多。
这期间，另有几个同样走投无路的孩子陆陆续续加入了这个项目。
4个月就确诊白血病的婴儿帆帆成了CART试验的01号试验者。复发的时候，帆帆也才16个月大，只有9kg重。生病的她没力气爬行，整天躺在小床上，偶尔喊一声“爸爸、妈妈” 。
02号试验者是2岁确诊的男孩浩浩，他接受化疗将近3年，在5岁的时候又复发了。浩浩不像杨杨那样所有的治疗手段都无效，他的化疗效果还可以。
可就在准备骨髓移植的时候，因为肺炎耽搁了一个月，好了之后肿瘤细胞卷土重来，多到无法让他再做移植了。
印象中，浩浩和妈妈长得一模一样，脸上肉乎乎的，胃口也很好，我早上查房时总碰到他在吸着吃面条。
再后来，我管的另一个病人婷婷，一个很漂亮的10岁小女孩也加入了CART项目。婷婷治疗一年多之后复发的，家里花了很多钱让她控制感染，好一点后成了03号病人。
试验前后，婷婷总是看着各种童话书，她或许也在盼望着自己和里面的公主一样，好转后可以继续跳她最爱的舞蹈。
这些小孩子都成了我们的希望，也成了最鼓舞杨杨的“盟友” 。
2016年3月，或许是用了新的抗感染药物，杨杨难得有些日子没发烧了，复查胸部CT提示肺炎病灶也明显缩小了。
我很仔细地逐条核对CART细胞治疗的入组要求，都符合，再逐条解读排除标准——杨杨的身体状况全部符合条件。
这一刻，他们一家和我们都等得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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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残酷的是，儿童临床试验，一般6岁以上的孩子就要为自己的治疗做决定了——需要孩子本人和监护人都签知情同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