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 五 ) 中国|1950年|skype|位置|中国学

　　从“所处的位置”上看，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海外学者，无论是海外华裔学者，还是欧美日本学者，都有点儿不一样，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山中人”和“山外人” 。在中国研究中国，在日本研究中国，在欧美研究中国和在东南亚研究中国，位置不同肯定会带来观察角度的差异。从“比较的背景”上看，你知道歌德的老话， “只知其一，就一无所知” 。对中国的理解必须有背景，我们有关历史中国的心情、感受和经验，对现实中国理解的背景，可能和海外华裔学者不一样。海外华裔学者用来观察中国的背景，也就是比较背景。有人背靠东南亚，有人背靠欧洲，有人背后比较的甚至是全球，可能也不一样。甚至海外华裔学者又和纯粹欧美日本的学者可能也不一样，他们毕竟有与历史和现实中国的某种连带感。但欧洲学者可能有欧洲历史知识作为比较背景，日本学者可能有日本历史知识作为比较背景，因此，大家对某些历史评判上可能有点儿微妙的不一样。从“研究的方法”上看，虽然似乎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国际人文学科的共同方法应当不分彼此。然而，从“关怀的问题”上看，可能又很不一样了。

　　我们为什么关心这些问题而不关心那些问题，背后自有中国学者身处其中的考虑；而海外华裔学者虽然可能和我们不同，但因为有着与中国难以割舍的那种关怀和情感，这一点和欧美日本的学者可能又不一样。但是，你仔细分，海外华裔学者各自位置不同、背景不同，关怀的问题也会呈现出某些差异。所以，如果你用位置、关怀、方法和问题这四个指标来看许倬云先生，他和我们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同样用这四个指标，来看许先生他们这些海外华裔学者的中国研究和欧美日本的中国研究，也可以发现他们也不一样。

　　即使是同为华裔学者，身处新加坡的王赓武和身处美国的许倬云两位同龄九十的前辈，由于位置不同，背景不同，问题不同，一个在东南亚通过离散和边缘的视角来关注中国，一个在美国通过东西对比来讨论中国，研究取向和价值判断，恐怕也有微妙差异。当然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最杰出的学者。我也感觉到，正如你问到的，许先生“常感受到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悲戚和对历史上天下帝国荣光的追溯，这种感情是否影响了他的观点”？同样也可以追问的是，王赓武先生常常感受到东南亚海外华人的处境和他们对中国的期待，是否也影响到他的观点？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和当今世界的困境某种程度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以你对中国思想史多年的研究，你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内与对外的观念，是否影响了今天中国对内的治理以及中国在国际上姿态？

　　葛兆光：我当然同意你所说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内与对外的观念，影响了今天中国对内的治理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姿态” 。历史对于现在的影响，真的像基因一样，复制着或重复着某些价值、思想和逻辑，但说实在话，基因在后世的复现，也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虽然都在试图通过对过去的研究，回答现在的问题，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历史经验作为现实问题的药方。我觉得“历史经验”这个词，一方面说明追溯历史是有益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经验只是经验，经验不是万能的，历史和现实也不是一一对应的。最好记住“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历史最重要的要素是变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研究并不能直接给现实以答案或者方案，它只是一种提神醒脑的思考资源。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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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苑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