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中国|1950年|skype|位置|中国学

　　葛兆光：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

　　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人员/李静

　　发于2020.8.03总第958期《中国新闻周刊》

　　“许先生的大历史著作，我一向喜欢看。 ”2015年许倬云出版《说中国》时，葛兆光曾在书中做解说。

　　今年7月，许倬云出版了《许倬云说美国》。尽管这次说的是美国大历史，但在葛兆光看来，这仍然来自许倬云对当下世界与中国的某些焦虑。 “他的思考背景在美国，关注重心还是中国。 ”

　　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的葛兆光出生于1950年，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大学生。从《中国思想史》《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到《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见证了葛兆光40年来逐渐成为国际学者的历程。 2009年，葛兆光被评为第一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 。

　　和许倬云一样，葛兆光也体察过历史动荡造成的灾难，他说：“这不是纸上灾难而是感同身受的灾难” 。带着这样的经历研究历史，更了解到历史文献的记载与真正发生史实之间的差距，也让他“深入底层眼光向下地了解历史，而不是仅仅在书斋玄想眼光朝天” 。

　　6月23日，刚刚在东京大学忙完了两场讲座的葛兆光，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离散者”和“在地者”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许倬云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你在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许倬云先生也刚好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那个时期你们是否常常见面？

　　葛兆光：其实，我和许倬云先生并不算特别熟，虽然我很早就知道许先生大名，大概是1980年代中期吧。那时候，从朋友的介绍中知道，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西周史》，都是很杰出的学术著作。后来，读到了这两本书的中文版，这两部书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很有影响。

　　但是，和许先生第一次见面却很晚，大概是1990年代的台北。记得那一次，我是在史语所六楼报告厅演讲，那场演讲由邢义田先生主持。演讲到一半，偶尔抬头看，才注意到报告厅最后一排靠门处，许先生坐在轮椅上听。到演讲结束后，王汎森兄拉着我去见许先生，这才有机会和他打了招呼，这应该是初次见面吧。不过，正如你所说， 2000年之后，因为我有五六次在香港浸会和城市大学客座，恰好一度许先生也在香港，就有机会见面了。那时候，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郑培凯教授经常组织各种活动，那些活动上总是高朋云集。记得在那个场合见过几次面，但可惜的是，那个场合人多嘴杂，我们谈得并不多也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