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 二 ) 中国|1950年|skype|位置|中国学

　　特别的机缘是在2014年。那一年，我的新书《何为中国》日文版和中文版在东京和香港出版，恰好我又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 4月里，王德威教授和欧立德教授在费正清中国中心特意组织了一个叫作Unpacking China的闭门会议，专门讨论“中国”这个话题，并且让我主讲。记得那时来参加的，有好几十个人，除了主持者王德威和欧立德以及哈佛的包弼德教授之外，宾州大学的梅维恒教授、UBC的杜迈可和丘慧芬教授等也来了。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许倬云先生就把他未完成的新书《华夏论述》也就是大陆出版的《说中国》前面一大半初稿通过电子邮件传给我们，让我们大家提意见。会议开始的那天，他又通过skype给我们讲了二十分钟他的看法。也许，这就是后来他让王德威教授转达，希望我给他的《华夏论述》写序的缘起？不过，写序我可不敢，我觉得他是前辈，我岂能给前辈的书写序，那不成了老话说的“佛头着粪”吗？所以，我按照日本学界的规矩，以后辈身份给他这部书写了一个《解说》，附在台湾版的《华夏论述》和大陆版的《说中国》的后面。

　　也许是因为这个机缘吧，此后，许先生和我有了不少电子邮件往来。到了2019年，我和梁文道在“看理想”开始策划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许先生特意为我们的节目讲了题为《带着宏阔的眼光，回访过去思考未来》的开篇，里面讲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从族群的移动看世界性现象”和“愿有志者共同开启一份事业”等，对我们策划的这个节目寄予很大期待，甚至还表示愿意推动很多学者一道参与，这真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中国新闻周刊：你为许倬云先生的书作过解读，许先生也为你策划的课程作过推荐，看得出你们对彼此的欣赏和支持。你们的观点总是相似吗？有没有争论的时候？你们的分歧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在许倬云先生的书中，我总感受到他对中国历史上农业文明时代田园牧歌的留恋，是否农业文明寄托着他幼年时代的故国印象？

　　葛兆光：许倬云先生的研究，我们大家都很敬佩，说实在话，只能用一句套话来说，就是受益良多。我和许倬云先生在很多学术问题上有共同的立场、思路和观念，这一点没有问题，否则我也不会写那篇《华夏论述》的《解说》。特别是，我非常佩服他宏大的视野和清晰的表述。大家都知道，许先生多年来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互融合，也在先秦史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但是，我个人要特别推重他近些年的《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和《华夏论述》这几本书，这才是大学者放下身段，为一般读者写的历史书。但是，这不光是要把大历史写得流畅清晰，而且大历史要有大判断，所以我说，非博览硕学之士，不能下大断语，你在许先生这种大历史著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许倬云先生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如今，历史知识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歪曲、遮蔽和改写，特别需要真正专业的学者，用不是“戏说”或“歪批”的方法，来给大众普及和清理。你看许先生这几本书，把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内外你我、中国的形成和认识，这几大问题讲得那么清楚，这真是不容易。大家要想想，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究竟是那些可以折合成某种“数字”的论文著作重要，还是让大众获得真正的正确的历史理解重要？

　　当然，我和许倬云先生对历史尤其是中国史的观点，坦率说也有一些小小的差异。不过，我想这是难免的，不仅仅是因为许先生长我20岁，算是两代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许先生和我在观察历史的时候，总有一些“位置”和“角度”上的差异。我想到的首先是“山中人”和“山外人”的差异。你一定读过苏东坡的这首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可能可以说身处山中的我们，对历史中国虽然体会亲切，然而又缺乏跳出来的视角，因而有看不清的地方；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这也可能是可以用来说，身在山外的许先生，对现实中国经验感受并不那么亲切，可能只看到某一侧的地方。因而就像你说的，不免对传统中国历史与文化，也有过度的依恋和遥远的同情。其次反过来，对于作为中国的“他者” ，像欧美或西方，我们的评价也有“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