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 四 ) 中国|1950年|skype|位置|中国学

　　我觉得，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无论是许倬云先生、王赓武先生，还是余英时先生，他们都还是理性的、专业的、学院的判断在主导的，所以，许先生曾经在回忆录里面也讲到，五十岁以后，他已经逐渐“把偏狭的国族观念放在一边，这个(舍弃的)过程并不容易，也不舒服，要常常跟自己在脑子里打架” 。尽管那种家国情怀还是会不自觉地有一些影响，有一些流露，但是毕竟历史学者的学术理性还是主流。

　　外国的中国学

　　中国新闻周刊：你自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经历过一个动荡的年代，特有年代的特殊经历是否对你们的思想和学术研究产生了影响？例如许倬云笔下虽然是大历史，但他非常关注国家下面的广土众民。你自己的研究似乎也不拘泥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式，例如你认为我们的“历史记忆”是“优选法”筛出来的历史，那些“没有出息的、落后的、消失的思想”被减掉了。

　　葛兆光：说实在话，我们这一代学者，现在也都已经七十上下了，我们大多曾经经历“文革”和上山下乡，这些人生经验，对我们重新理解历史有很大的意义。首先，我们会体察历史动荡造成的灾难，这不是纸上灾难而是感同身受的灾难；其次，我们也会深入底层眼光向下地了解历史，而不是仅仅在书斋玄想眼光朝天，把活生生的历史变成抽象的文本；再次，我们也了解历史文献的记载与真正发生史实之间的差距，并且特别能体会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

　　如果从学术史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也受惠于两方面前辈的影响。一方面是纵的，晚清民国时代从梁启超到胡适，从王国维到陈寅恪，由于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关键时期，他们使得中国学术一下子变了样。在两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时代，他们对中国传统的重新观察，在观念大变革之中，对历史和传统的重新评价，在史料大发现的契机中，对中国与四裔历史的重新认识，提出了很多新见解、新问题，使得我们仍然在他们的延长线上。我在《余音》那本书里面，再三向他们致意，就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是横的，就是海外学界的影响。因为我们是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学术界的，逐渐能够进来的海外中国学，给我们很多刺激，包括从杨联陞、余英时、何炳棣、林毓生以及许倬云先生他们这批华裔学者。实际上他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而且也让我们了解了，他们有一批学者，虽然同为华人，但站在那个位置上观察中国，与我们的差异在哪里？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外国的中国学虽然称作“中国学” ，但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 。许倬云先生的研究算不算你说的“外国学”呢？

　　葛兆光：我确实曾经说过，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但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误会。其实，称其为海外中国学并不是贬义，恰恰是我对海外中国学的褒扬。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研究的“中国”和我们研究的“中国”一样，他们的意识和动机和我们的意识和动机一样，他们的论述方式和我们的论述方式一样，那么，我们能从海外中国学里学到什么？正是因为不一样，所以他们才重要。他们研究中国背后的问题意识、比较背景和方法路径，对我们有启发呀。也许，这和他们要通过中国这个“他者”反观自己，要通过一个不同传统来重新绘制世界历史拼图，通过异文化的梳理缓解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焦虑有关。不过应该说，许倬云先生他们这些学者不同，他们不完全是纯粹的海外中国学，这与他们身处的“位置”有关，也和他们理解中国的“背景”有关。

　　什么是“位置”？这是我最近琢磨的一个说法，就是海内外有关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如果把研究者粗粗地分成三大块，即中国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和欧美日本学者(这当然是非常粗略甚至武断的分类) ，那么，应当看这些研究者的四个指标，即“所处的位置”“比较的背景”“研究的方法”和“关怀的问题” 。这三大块学者的研究领域大体上有共同性，都是历史上的“中国” ，研究途径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由于在位置、背景、方法和问题这四个指标上有差异，所以，在中国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和欧美日本学者三类学术群体之间，也会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当然，我要再次郑重声明，这只是极为简单化的分析和分类，事实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