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 三 ) 中国|1950年|skype|位置|中国学

　　经验和体会这个事儿很奇特，它常常会影响你的理性和判断，这次出版许先生谈美国，我觉得非常精彩，身处美国数十年，许先生有很多近距离的洞察和洞见。但是，我们在远距离的观看，也略有不同意见，因为作为文化理解的象征，还是作为身处其中的语境，各自的判断还真是不一样。身处美国或者过度现代的城市，你说许先生对过去的“旧时代”有感情，但这不只是“田园牧歌”的问题，陶渊明在中古农耕时代也唱田园牧歌。对于身处中国，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来说， “我者/中国”是我的现实语境，而对远赴美国的许先生来说， “他者/美国”却是他的现实语境。各自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当秉持的。再次我想到的是“离散者”和“在地者”的差异。你知道“认同”这个词很重要，作为在美国生活的华裔，作为在美国常常感到受压抑的少数族群，许先生当然会非常在意，甚至非常敏感美国人心目中那种华人不是“傅满洲”就是“陈查理”的观念，这是正常的。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也许没有这种感受和经验。不过，也正因有这种经验和感受，许先生反过来谈“中国” ，也会有点儿不一样。

　　你知道，王赓武先生刚刚获得第四届“唐奖” ，他和许先生一样，都是了不起的学者。他也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裔，也是站在中国之外谈世界和中国。所以，他补足了世界学界有关“中国”认识的一块短板，他的研究对我们多侧面理解中国很重要。但是，我在评论他的《王赓武谈世界史》时，也一样说到，由于身处现实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外，王先生并没有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那种“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之间的纠缠和焦虑，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区隔开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

　　我想，许先生也一样，有时候确实会有“理想主义的善良想象” ，这一点大概和我们不太一样。其实，我在给许先生的《华夏论述》写《解说》的时候，就委婉地表达过一些有关中国史的不同意见，他也看到了，并且表示理解我的意思。我知道，许先生对历史的有些看法，其实正是来自他对当下世界与中国的某些焦虑。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是有良心的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许先生无疑深感现实世界的刺激，他担心的是，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变化(Becoming)之大潮中，中国如何自处？在西方的现代文明本身已经趋于老化， (中国)如何在双重迷失的情况下，致力重整原来的共同体” 。大家可以注意，这次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为什么说了半天美国的事儿，最后一节又回到《中国向何处去》，显然，他的思考背景在美国，关注重心还是中国， “用美国的现象与中国的处境相互对比，作为对中国的警示” 。但是中国究竟怎么办？我也注意到他的另一句话，就是“种种利弊之间，如何加减乘除，实在令人困惑难解” ，这一感慨真是意味深长。

了解到 　　中国新闻周刊：许倬云先生年少时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他是否跟你提起过那段经历？那段经历是否许倬云先生作品中始终带有家国情怀的重要原因？在他的书中，常感受到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悲戚和对历史上天下帝国荣光的追溯，你认为这种感情是否会影响他的观点和他思想的价值？

　　葛兆光：毫无疑问，许先生有关家国身世的回忆，尤其时尚资讯“二战”时期颠沛流离的记忆，非常让人感动。我没有缘分亲耳听到他讲这段历史，但是，我看过台北出版的《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和大陆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许倬云谈话录》，尤其是前者，厚厚一大册呢。我总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包括我见过的余英时先生、王赓武先生、何兆武先生等，那个家国有难的时代，都曾经是他们年轻时代的记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会伴随一生。你说得对，这确实是他们家国情怀的来源之一，他们都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过，我也相信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种情感虽然很重要，但他未必会把这种情感作为历史判断的唯一尺度和唯一起点，以至于历史研究的理性和家国情怀的感性纠缠在一起，如果这样，我们的历史观很容易回向单一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