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惶惑|在对爱惶惑的今天，重读三位女性读书人的爱情( 五 ) 理想主义|爱情

他们幸运地挺过了风暴。其他人，有的拥有同样的爱情，却没能挺过风暴；而有的似乎拥有了这样的爱情，却因为对风暴的恐惧而分道扬镳。
这样的爱情，既高山仰止，也惊心动魄。
所以问题来了：第一，这种爱情有多典型？有多普遍？有代表性吗？第二，爱的真理与人的真理是一回事吗？“爱智慧”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开出“爱人”？第三，当两个人志同道合时，可以共享爱情，如果其中一个人的思想突然“转向”了，该怎么办呢？
第一，萌萌、徐晓和希米的爱情虽然看似不够普遍，说到底仍然属于普通人的爱情，没有“脱离群众”。之所以显得极为难得，主要是因为她们的时代比较特别。当代中国有三次重要的思想演进，分别发生在60-7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第一次的红色狂飙、激情爆裂，萌萌和徐晓经历了；第二次的个体自由、慷慨激扬，三个人都经历了；第三次的静水流深，至少萌萌和希米都曾站在源头。总之，她们所处的时代及所站立的位置，剥离或冲淡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房子、户口、财富、彩礼、升职以及“内卷”“无欲望”等元素，因此才显得那么纯粹，那么不普通。
只有透过时代的滤镜，才能发现爱情实际上是一种德性而不仅仅是私情。
说她们的爱情是普通的，是因为任何人的爱情都可以拥有这种德性，没有谁不配拥有真爱。显然，这不等于说，每个人的爱情都必须得经受这样那样的时代考验。前番曾说，苦难往往没得选。爱情还是应该在太平盛世里，和世俗、平庸、日常的价值观混在一起，与柴米油盐、磕磕绊绊搅在一起，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彼此防范甚至出卖，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今天关注她们，目的之一是如何从世俗与日常中习得爱情的德性。
第二，“爱智慧”与“爱人”，或者说“追求真理”与“爱情”当然密切相关，“爱人”其实就是“爱智慧”的实践。但需要明确，人既不是智慧的化身，也不是智慧的反面，一个人不需要借助靠近或离开另一个人才能抵达真理。
一种情况，例如文学戏剧里常常把“爱智慧”和“爱人”对立起来。民间，会讲述“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故事；宗教，会弘扬为了信仰而抛家弃子的典范，就好像每个主人公都得面临唐明皇在马嵬坡前的抉择似的。安德烈·纪德的著名小说《窄门》篇幅甚短，把“真理”与“爱情”的尖锐冲突描述得至为典型，女主角既追求爱情的永恒，又追求宗教信仰的极致，两者无法同时通过“窄门”，小说写“尽管在生活的摧残下，每日栉风沐雨，这爱火依然不灭”，但鉴于“你在我身边时，让我的心支离破碎；但远离你时，我又不能成活”（顾琪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女主角终究还是选择了信仰，放弃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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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门》，[法] 安德烈·纪德著，顾琪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另一种情况新闻里颇为常见，一个人因为“爱智慧”，又仰慕另一个人的学识、思想，从而去追求对方、务必得到对方，哪怕有悖公序良俗也在所不惜。诗人佩索阿的中文译者闵雪飞对这种现象曾说过一句颇有名的话：“学术与思想从来不通过性传播。”
这两种情况的谬误是一样的，都把真理等同于人，就好像你不爱这个人，就得不到真理。而萌萌、徐晓和希米的故事里绝没有这种情况，她们是在并肩追求理想，在“爱智慧”的同时也在“爱人”，并因为能够“爱人”，所以还能不断丰富对“爱智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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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萌生前看书照。
萌萌在论文里不断思考着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思想气质，警惕在由男性建造的思想大厦里，男性凭借天然的话语优势对女性形成的压迫。徐晓在散文里虽然对丈夫极度包容和偏爱，但她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承诺忠诚，当然也包括你，忠诚不是两性关系的前提，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p57）。希米也说：“虽然我也有对智慧理性的热情，但必须要以那个男人的重点、兴趣为重点为兴趣。”但同时解释道：“但我的热情不仅仅在我对你，而更是‘我与你’，也绝不是‘我为你’”（p66）。她们都没有上述的两种谬误，而是分得清清楚楚。
徐晓和希米都提到过类似的一个细节，就是丈夫在死前，都曾表达过妻子再嫁的意思。希米说丈夫“甚至到处托孤，希望我能再‘嫁出去’”（p58）；徐晓的丈夫是曾经被人问过，如果妻子有了别人能不能接受，他回答“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