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惶惑|在对爱惶惑的今天，重读三位女性读书人的爱情( 三 ) 理想主义|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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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萌集》，萌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6年11月。
苦难顷刻之间袭来，两人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见面、聊天、恋爱。但在这长达几年的苦难里，两人的爱情和理想主义不仅没有丝毫动摇，反而更加坚定。萌萌在大山里坚持像男人一样劳作，还教农妇们唱歌跳舞，甚至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教农民们读马恩著作，背诵普希金的诗歌。要知道，当时他们都以为会在大山里呆一辈子的。这期间，尤其感人的一幕是，1971年的中秋节，已经一年多没见的他俩在信笺里策划了一次见面，遥远的山路只容许他俩分别凌晨出发，中午在半路上见一面，呆两三个小时就得掉头返回（《萌萌集》第一卷，p82）。他俩被晦暗的未来和残酷的现实所笼罩，却依然以爱情烛照出一些温暖，而支撑爱情的无疑是他们笃信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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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理由》，陈嘉映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
直到多年后，洪流席卷而过，1979年萌萌考上研究生。80年代之后，这些当年的理想主义者们，大多数逐渐回归现实，用陈嘉映的话说就是“毕业后五年十年，成了大企业家、各级领导、名作家名导名教授，留洋科学家，或著名边缘人”（《我们这一代》，见陈嘉映《价值的理由》p96，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但萌萌依然在理想主义的支持下继续着她的学术与思考。早在80年代她就依托《哈姆雷特》、易卜生的戏剧等关注女性，但与今天时兴的女权主义不同，她更强调与男性各自发挥所长，共同追寻真理；90年代她进入语言哲学，关注汉语学术的表达，在90年代已降学界对西学的反思中，主张从语言表达的角度取得学术主体性和思想主体性，以对抗西学的冲击；2000年以后，她进一步以“启示与理性”为路标，展开了一段有别于友人刘小枫“经典与解释”丛书的旅程……总之，萌萌的革命激情始终没有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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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出版人、作家。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图为徐晓与丈夫1984年摄于天坛公园。
徐晓夫妇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半生为人》是徐晓的一部私人回忆录，记录了从她在70年代中期到以后的人与事，比如1974年她认识史铁生，当时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我向他传播了不少“小道消息”，讲了许多在那个年代来说要杀头、要坐牢的话。他听，也谈，然后吓唬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我也吓唬他：“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的朋友史铁生》，见《半生为人》p169）
这样的氛围，就不难理解徐晓的这部回忆散文里，记录最多的一定是和她同气相求的一批人。其中，有的属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有的后来成为著名的诗人、作家，比如从《今天》这份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杂志中走出来的北岛、芒克等；也包括她在北岛的家里认识的后来的丈夫。正是在《今天》杂志的经营与维持中，在聚拢当时尚处于边缘地位的这批诗人作家中，在丈夫从未隐瞒但她从未介意的病痛中，他与她逐渐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爱情。彼时，他们的居住和收入都很局促，徐晓在书中用一句话形容她的作者们的状态，其实也隐约概括了他俩爱情的理想主义底色：“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今天>与我》，见《半生为人》p156）
在爱情里，什么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呢？或者说，如果爱情有“道”，那“爱情之道”能是什么？他俩1985年结婚，丈夫在1994年去世，是本文所关注的三个爱情文本里谢幕最早的人。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斯人已逝，爱情之道逐渐被抽象出来，犹如水落石出。徐晓说：
“一个女人为爱情而活，很可能是真实的；说一个女人仅仅为某一个男人而活，一定是虚假的。一些人一生可能不止恋爱一次，但是为爱情而活的女人，每次恋爱都是同一种理想和精神的追随；另一些人一生可能只恋爱一次，但是标榜只为某一个男人而活的女人，很可能已经泯灭了理想放弃了精神。”（《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见《半生为人》p58）
如此直白、简单，这里透露的“爱情之道”并不是爱情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仅仅是在爱中追随理想、涵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