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十二年|那些心口不一的晚清保守派，揣着明白装糊涂( 二 ) 陈兰彬、刘锡鸿：外交使团里打小报告的

比如说，英国官方有一次请刘锡鸿去参观监狱，刘锡鸿拒绝了。他心想，肯定是事先做过布置了，看不到真东西。但是他很有心，把这个监狱地址记下来了。有一天，他走到那儿突然提出说要进去看看。他去了之后，说这个监狱很人道，对犯人的待遇很好，而且还训练他们一技之长，使他们出来以后有正常的谋生手段，真是仁义啊。
还有一次，英国某个部门让他去参观济贫院，他说这个也是事先做过布置了。但是他后来又跑去微服私访了一通，觉得真是不错。他又跑到伦敦以外的地方去看了一下，后来他说英国济贫院很多，除了伦敦以外，城乡都有。
在刘锡鸿看来，这里简直是好到家了，穷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只要申请，国家可以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认为这是很低档的东西，他当时认为是好得不得了。而且他发现这的确是英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他说这真的是“仁义之极端也” 。
刘锡鸿觉得，英国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这个国家上下同心，以礼治主，不传国事；这个地方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 “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
很多中国人说，西方人除了能打仗以外，没有什么别的长处，就是匈奴、回纥一流。可是刘锡鸿就说了，西方人很讲仁义道德，而且这一点是中国不了解的。
1870年代，中国和日本当时的关系不错，这两个国家彼此比较了解，到了西方他们都是东方人，可以说他们都算老乡。因此，他们经常串门。有一次，日本公使来吃饭，就和郭嵩焘聊天说，我们这两个国家没有钱，国家征税，老百姓很反感，不愿意交税。英国这个国家，老百姓很愿意交税，这是为什么呢？
刘锡鸿就说，英国人征税那是老百姓选出议员在议会中决定的，大家都需要这个公共服务，那大家当然是愿意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无代表、不纳税” ，刘锡鸿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他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征税，老百姓谁愿意交啊？征税去干什么？谁不都知道，当然没有人愿意交了。
郭嵩焘听了以后很惊奇，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想不到刘锡鸿还有这种见识。刘锡鸿这个人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英国是这样的评价，可是他在朝堂上讲的是什么话呢？完全相反。
所以，当时中国人，在朝堂上讲称赞西方的话是比较少的，因为政治不正确容易遭受迫害。像郭嵩焘就是因为“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结果被打了小报告，被罢官了。有些人说他是汉奸，要治他的罪，后来还是曾国藩这些人把他保下来的。
可是打郭嵩焘小报告的这些人实际上比他还要清楚，像刘锡鸿就是。
张树声：临死吐露心声
当时还有一种人，他不打小报告，但是也闭口不谈这些敏感问题。像李鸿章的副手张树声就是这样。他在思想史上没有丝毫的地位，因为他不是思想家，也没有什么著作，但是他是个官场老手，官做得很大，而且基本上都是在通商口岸附近当大官。他也组织人去研究洋务，而且还招罗了一些像薛福成这样的人当他的幕僚。因此他虽然没有出过国，但实际上他对西方是了解的。
张树声说过一些很保守的话，他曾经给皇帝写奏折，说“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不必一一效法西人” 。也就是说西方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就是能打仗，所以军事方面我们可能要学一学，其他方面就用不着学了。
可是到了1884年，这个时候他得了重病，他口授了一封给皇上的遗折。这个遗折用马送到北京，送到北京时他已经死了。我们通常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他临死也就不用考虑当官的事了，于是他讲了一番心里话。他说，我们现在要向洋人学习，而且主要不是学习军事，要学体不是要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