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历史学者与变革时代的碰撞｜新史记( 八 ) 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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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暨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著有《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和接受政治》等。

新京报：理论似乎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史料，但另一方面，历史学讲求“论从史出” ，理论的过度引用也有可能导致论述并不很贴合史料反映的事实。你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张仲民：一些理论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历史。不过我们目前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理论” ，基本上是西方传入的，在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历史学者都比较喜欢用理论、用一些概念术语，研究近现代史的一些学者，尤其喜欢动辄把自己研究的个案同近（现）代化、传统、民族主义、社会转型、本土化、民族国家建构等大叙述结合起来，而不去探讨这些概念或理论本身的适用性，以及它们同自己具体研究的个案、所使用史料的契合度。这就导致现在很多历史研究选题看起来丰富多彩，但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或研究旨趣大同小异，是在为理论或某些研究做注脚，难免陷入低水平重复或同质化的泥潭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如不用理论，不如将功夫更多花在史料的收集、解读和表述方面。

简言之，理论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史料才是根本，只有充分掌握了史料，我们才有更好与理论对话的基础。盲目的“理论饥渴”或理论滥用，造成的问题比不用理论大得多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太多了。 1990年代初，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这些理论和概念被一些汉学家运用于研究中国明清史特别是近代史之中，很多国内研究者也跟风而上。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当初曾红极一时的此类研究现在几乎不再有人看，被认为大有问题了。当我们占有了大量史料之后，就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时髦理论化选题本身其实大有问题，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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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曾用笔名高凌、克罗采和春天。青年历史学者。著有《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