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历史学者与变革时代的碰撞｜新史记( 七 ) 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

仇鹿鸣：这个问题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研究生到成为大学老师的阶段，一个历史学人最基本的定位是职业读书人。我从研究生生涯到现在已经有17年的时间，我觉得人生最愉快的时光可能就是研究生的前几年，那个时候没有特别需要发表作品的压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漫无目的地阅读。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设置博士点，提供大学教师岗位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对学术有所推进。因此，研究生的训练，尤其博士生阶段的训练，是要培养专业的研究者，把你从一个美食家变成一个厨师，或者说，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知识的生产者。

有一些老先生说，十几年不写文章是为了足够的积累，这种看法我并不认同。现代的知识与民国时代大不相同，学科高度细分化，每个学者都进入一个特别细分的领域。所以，学者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写作时间，先解决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比较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积累起信心，然后再慢慢学会如何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专业的研究。随着阅读和研究的范围扩展，你可能可以解决稍微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我不太相信，一个人从未写过一篇好文章，或者几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表，能够突然在十几年之后发表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或著作。因为无论是收集材料，还是论文写作的技巧，如何让读者来接受，，其实都需要大量训练。

资讯频道http://zixun.iweiba.cn/list-1.html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民国报刊史与知识分子史等。著有《十字街头的知识人》等。

新京报：你提到晚清时期新式媒体的涌现对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实现在的媒介环境也给希望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制造了一个悖论。学院内从事严肃研究的学者如果希望影响社会，可能更多还是得通过互联网平台等渠道，而这种知识传播很可能使得他们传播的内容趋于庸俗化、碎片化，不再严肃了。

唐小兵：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由于良性公共空间的不断退化，一方面使得很多还是很有情怀的学者不再愿意面向公众发声，另一方面，关切公共议题的学者越来越少，也就间接推动了学术圈关在象牙塔里自说自话，导致各种“学术黑话”的大量繁殖。我自己也觉得很忧虑。但其实这些年也能看到有一些变化，比如像许纪霖老师、葛兆光老师、刘擎老师，以及我的朋友周濂老师等，他们这些年都在尝试着能不能够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尽可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向公众传播高质量的知识。

当然，我觉得历史学者由于研究过很多历史的复杂性，一方面不是很容易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在心态上也不会轻易走向一个非常幻灭、虚无主义的地步。假如知识人孜孜以求不懈努力，公共舆论环境就有慢慢转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