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考古人许宏：从中国早期城市形态中寻找“最早的文化自信”( 三 ) 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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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出土的“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型器
上书房：您在书中梳理出几个阶段，二里头至西周时代——“大都无城”是主流，春秋战国时代——防御性城郭兴于乱世，秦至东汉时代——开启“大都无城”的新阶段，此后还有“后大都无城时代”。
许宏：从二里头都邑开始，到安阳殷墟，再到整个西周时期的三大都邑丰镐、周原和洛邑，统统都是“大都无城”的状态。很有可能《逸周书·作雒解》中所谓“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的“郛”并非指城郭，而是周围的自然山川，贯彻的是因形就势、师法自然的营国策略。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纷争，一时筑城以自保，但到了秦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早期帝国之都又是大都无城，形成庞大的首都圈，彰显出巍巍帝都的宏大气势。而从三国时期曹魏的邺城和洛阳城开始，一直到明清北京城，就都是城郭齐备了，此外还有纵贯整个都城的大中轴线和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度，这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特质，与此前“大都无城”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
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实用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由此，可以揭示中国早期都城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现象。其一，自二里头至曹魏都城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有一定关联，也因为这类“移民城市”居民成分复杂化，甚至受当时“天下”“宇内”等思想影响；其二，只有二里岗时代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为城郭布局的兴盛期，两者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共性是军事局势的高度紧张；其三，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布局，是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兼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其四，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即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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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岗时代的郑州城有个半圆形“外郭城”
上书房：再往后的“新大都无城时代”，似乎距离我们更近、更具有研究借鉴的价值。
许宏：是的，北京城成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上海也从清代的小城圈到现在变成了完全的“大都无城”———国际化大都城。很多时候，我们研究的对象离我们并不远。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墙的或有或无伴随着整个城市演变的过程，“大都无城”是其中一个波澜壮阔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整个世界又变成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时代，这有利于我们考虑城市的本质问题。
“师法自然”营城理念有智慧汲取古代智慧，能让当代城市打开天际线，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美好愿景
上书房：无论是中国早期城邑的起源，还是“大都无城”时代的城市选址和营建，都在自然山水、人文环境等方面体现了古人的独特思想和智慧。
许宏：从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的城邑都是因地制宜、师法自然的产物。江南水乡水网密布，多见“水城”，这类城邑以壕为主、城壕并重，开挖很深很宽的壕便于行船和行洪防水，多见水门，但这类城大多不能防人，可以看作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水城的典范是长江下游的浙江杭州良渚古城，古城内外河道纵横，构成发达的水路交通体系与临水而居的居住模式。此外，众多水门、陆门等缺口的存在，似乎暗寓城墙的区隔功能远远大于防御功能，各个方向的城墙上几乎都能看到可能是宗教祭祀中心的莫角山土台，城墙又可能兼具“观礼台”作用，与中原等区域城址相比极为特殊。
中原左近的黄土地带盛行夯土筑城，这里最早发明了版筑技术，建造“土城”。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各地城邑大量出现，恰值已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化、征服与掠夺性战争频起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城防设施多是战争冲突和社会分化的产物。比如嵩山东南的豫中地区，共发现超过300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错落分布着超过20处大中型聚落，应是各小区域的中心聚落。这些中心聚落中又有6处是垣壕聚落或环壕聚落，所有中心聚落都位于河流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