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审|中华书局编审、著名中外关系史学者、古籍整理专家谢方逝世( 四 ) 中华书局|北大

大约经过了两年多时间，到了1980年底，各人分工写的初稿先后写出来了，范先生的标点校勘也完成了，借调的同志也返回原单位。在此期间，我局将向先生“文革”前未能出版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影印出版了，周连宽先生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也加工发稿了。接着，我又花了半年多时间，将《西域记校注》初稿整理删补，统一体例，并将分散的校勘、注释和正文剪接连贯起来。1981年下半年，我将粗具规模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初稿送季羡林同志审阅。
这时季羡林同志已在动手写他的长篇文章《西域记校注》前言。在审阅初稿中，他不但逐字逐句地阅读进行修改，而且还亲自改写了不少注释条目。如长达三千字的《四吠陀论》的注释，就是他全部改写的。他还亲自查阅了注释的引文，发现大部分的引书，都有问题，又请王邦维同志将全部中外引书的引文核对一遍。这样又花了一年半时间。到1983年7月，经他审定后的修改稿，交回编辑部。我又用了约四个月时间，将全稿作最后的加工整理，统一体例编排，选定了二十多幅装饰插图，然后才于1983年12月发稿。至此，63万字的校注本，经前后二十多年的努力，总算告一段落，我也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现在，《大唐西域记校注》已经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它的质量如何，尚有待读者的检验和评价。但它毕竟是这部重要史籍的我国第一个比较全面的校注本，而且几经曲折，有着二十六年的历程。而首创其事的向达先生已于1966年去世，后来参加校注的杨廷福先生也在1984年因病逝世，都来不及见到此书的出版了。季羡林同志曾说过：“靠个人的能力要完成这件工作，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集体力量。现在参加校注工作的同志都是很难得的一时之选，今后再也不可能集中这样一批人来搞这一工作了。”由于此书经历时间较长，参加的人也比较多，而我则始终参与此一工作的全过程，因志其事，略述如上，作为二十六年间此书整理出版过程的一个小结吧。
本文原载《书品》1986年第1期
来源中华书局1912公众号
编辑：谢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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